孙冲《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的古文理论贡献

On Sun Ch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Ancient Prose Theory from Chong Kan Jiang Shou Ju Yuan Chi Ji Bing Xu

摘要

《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 宋初孙冲为重刻韩愈门人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而作， 通过批评《绛守居园池记》的艰涩难通， 展现了孙冲不同于时俗的古文见识： 一是提出了文为载道之车舆及文当中正的主张； 二是主张达意垂法披文见意； 三是坚持文不可学扬雄。 从南北宋的古文发展及其后日文学观念的取向看， 这些主张具有先导及积极意义， 对于认识欧阳修极力推动的文学复古运动， 并获得成功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有一定的认识与文献价值。

Abstract

Chong Kan Jiang Shou Ju Yuan Chi Ji Bing Xu was reissued by Sun Chong for criticizing the article Jiang Shou Ju Yuan Chi Ji which was written by Fan Zongshi， the student of Han Yu， reflecting Sun Chong’s concepts about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for the first time， he proposed the literature concept “Wen Yi Zai Dao” and “Wen Dang Zhong Zheng”； article’s lead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deology； rejecting Yang Xiong’s artistic technique. This is positive for us to obtain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Literary Revival Movement promoted by Ouyang Xiu， from the viewpoints of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Song Dynasty and later literary concepts.

关键词

《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 / 孙冲 / 宋初 / 古文理论

Key words

Chong Kan Jiang Shou Ju Yuan Chi Ji Bing Xu / Sun Chong / early Song Dynasty / ancient prose theory

《绛守居园池记》为韩愈门人樊宗师之名文， 以文风艰涩著称。 《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乃宋初景德元年（1004年）孙冲应绛州知州耿说之请而作， 时耿说重刊《绛守居园池记》于石于绛州（今山西新绛县）。 《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下引随文注称“《序》”）刊石的同时， 还镌有孙冲与时任晋州知州何亮讨论《绛守居园池记》文风的书信两件。今石已亡， 文存《山右石刻丛编》^［1］252， 《山西通志》有节文， 是研究宋初古文运动颇有价值的文献。

古文运动， 通常说肇始于唐代韩、 柳， 五代转入低潮， 至宋初， 人们再次提倡。宋初的古文主张者尚少， 人们论及的少， 欧阳修（1007-1072年）主文之前， 通常标举的也就柳开、 王禹偁以及穆修， 又有偶及者姚铉、 张景， 很少再有他人进入论者法眼， 大概是文献不足抑或文献挖掘不深的影响。今见与穆修出生同时或稍早， 而寿命较长的孙冲， 就是提倡古文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先锋。又就古文提倡者而言， 较柳开、 王禹偁等主张扬雄、 樊宗师， 未脱艰涩险怪而言， 孙冲主张文当中正、 达意垂法、 披文见意等， 又大不同。 《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在此方面为客观认识宋初古文运动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新的文献与视角。

孙冲， 字升伯， 生于赵州（今河北赵县）， 卒葬襄城（今属河南）， 大概于975-1041年间在世¹。历太宗（甚至太祖）、 真宗、 仁宗三朝。 《宋史》本传称其举明经、 又中咸平五年（1001年）王曾（978-1038年）榜进士第五名^［2］9946。在北宋古文家的辈分之中， 孙冲生卒年晚于柳开（947-1000年）、 王禹偁（954-1001年）， 于穆修 （979-1032年）为同时人而有寿， 较石介 （1005—1047年）、 尹洙 （1001-1047年）、 苏舜钦（1008-1048年）等人早二十多年， 是前贤。

孙冲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学者， 以明经入仕， 文崇六经。又尊韩愈， 称其在唐代“奋不逐时俗……于孔子之□²，如荀、 孟者无惭色焉”（《孙冲与何亮书》）。今知著述有《五代纪》七十七卷（佚）³， 《遗士传》一卷（佚）^［3］543， 《河书》一种卷数不明（佚）⁴。另外， 《舆地纪胜》卷83又有其《登襄阳城楼赋》佚文， 还有祝尚书辑佚《原理》、 奏章四残篇在《全宋文》^［4］55-64。孙冲今无文集流传， 但当时已是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古文家， 这应该是确凿不移的， 苏舜钦曾就其请益文章作法， 元人马端临评价孙冲改变史传文的创作走向也可见一斑。 《文献通考》云： “宋《两朝艺文志》曰： 传记之作……至孙冲、 胡讷， 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5］323 从其天圣五年（1027年）作《原理》一篇行文的设置悬念、 情节曲折、 描写细腻近乎小说， 可见马说的倾向。

孙冲的古文思想本于六经， 主要体现在其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五日刻石的《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及同时刻石的孙冲《致何亮书》两篇文献中。据《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 孙冲于咸平六年（1003年）七月， 在奉诏为绛州通判月余时间后， 时任绛州知州耿说欲重新刻石韩愈门人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 托付孙冲写下了《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一同刊石， 同时刊石的还包括《孙冲与何亮书》（下引文随注称“《书》”）与《何亮复孙冲书》。此三篇文章， 通过批评《绛守居园池记》文字的艰涩难通， 展现了孙冲的古文观点。大者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文为载道之车舆及文当中正的主张； 二是主张披文见意达意垂法； 三是坚持学古文， 反对学扬雄文。这些主张， 言前人甚至同辈之未言， 开后来倡古文之先声， 从南北宋的古文发展结果及其后包括今日文学观念看， 具有先行的积极意义。以下分别论述：

1 首倡文为载道之车舆

“文以载道”， 以车喻载道之文， 学界通常认为始于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年）。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云： “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他说： ‘文， 所以载道也； 轮辕饰而人弗庸， 徒饰也； 况虚车乎？’”^［6］155 其实， 这一主张最早由孙冲提出， 较周敦颐早半个世纪左右。

文与道的关系， 是历来古文家探讨的重点。韩愈、 柳宗元提倡文以明道； 王禹偁主张文以传道而明心； 柳开说文章为道之筌； 孙冲提出了“文者道之车舆也”^［1］253。孙冲此说， 较他人有大不同。他人所论明道、 传道以及道之筌等， 说的都是文的工具性， 目的乃在于“道”， 且所论“文”是泛化的概念， 无专指， 而孙冲所论载道之文则重在文， 且专指古文， 文在道之先。

孙冲认识到文可载道， 同时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文皆可载道。孙冲说： “欲道之不泥， 在文之中正。”^［1］253 也就是说只有“中正”之文方可载道。什么是“中正”之文？孙冲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这一问题， 即中正之文与非中正之文。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孙冲将有史以来至宋前文分为四个大的阶段， 包括秦前、 两汉、 魏晋齐梁陈隋、 唐， 并根据每个阶段的文道关系， 总结出各自特点。孙冲认为， 魏晋以下文不是中正之文， 甚至是害道的， 他说： “魏与晋稍稍侵害， 自兹而下， 殴而折脊。”（《序》）又说“齐梁陈隋尤无所取。”（《书》） 孙冲对唐文的害道尤多批评， 说“隋唐以来擘为二途， 既不相近， 颇甚攻毁。”（《序》） “唐之所尚， 句读声韵必须一体， 章、 表、 制、 诏、 书、 檄、 诰、 令， 凡于动作系乎文词者， 必以偶对声韵， 所以文不逮理， 而作者徒相踵也。”（《书》）“颇甚攻毁” “擘为二途” “文不逮理”， 批评唐代文、 道的分途扬镳， 作者是“徒相踵”， 这自然不是载道之文。

至于两汉文章， 孙冲认为有中正有非中正， 中正者可比于圣人经典， 是“焕而不杂”的（《序》）， 他说： “但如两汉风骨， 则仲尼、 周公复出， 固无所嫌也。”（《序》） 非中正的文章， 孙冲批评“独扬雄《太玄》准《易》而为之， 当时之人或不肯一览”（《序》）。又进一步将扬雄文放在“子史百家之言”的大背景下考察， 得出结论“故文章在乎正而不杂”（《序》）。意思大概是说扬雄文章的不正且杂， 说《太玄》的不能与两汉文章同举。此类文章肯定也非载道之文。

孙冲倡导的中正之文是秦代以前文章， 自然是古文， 说： “秦代以前淳而不漓”（《序》）， 又说“文章由秦汉已往殆不复古矣”（《书》）。秦汉以前自然是“古”的， 文章特点是“淳”。淳、 漓二字是学者论文的常用褒贬之词， “淳”字是对文章的最高评价， 形容文章之质朴而无雕琢， 也即淳是正。如陆游诗《文章》描述： “君看古彝器， 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 固已殊淳漓。”^［7］72 从孙冲《序》中所举《易》 《诗》 《书》 《礼》 《乐》等经典看， 秦以前的文虽包括“子史百家之言”， 其实孙冲主要倡导的是儒家圣人之文。圣人之文是质朴而不肤浅， 披之见意， 达意垂法， 如《易经》八卦之文也并不奇怪难解， 孔子《系辞》皎然流畅。也可以说孙冲倡导的是六经之文， 说： “夫六经者， 盖垂教者也， 欲后人诵其言而思其所为也。”（《序》）也可以说六经文风中正， 是文道合一之文， 是载道之文。这样人们通过习文而得道。主张这样的文-六经-为“道之车舆也”， 影响后世颇深。

2 强调披文见意、 达意垂法

孙冲是主张文道合一的， 这一点从他《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中批评唐代偶丽音韵将文道“擘而为二”可见。遍考孙冲文， 其“文道合一”当有二意： 一是主张文当表现道， 否则便非文道合一， 上文所论孙冲主张六经而反对六朝及唐文可见； 二是主张有道之文当“披文见意”， 能实现“达意垂法”的功效。如果文在而道不得明， 或者作者身死而道没， 也是一种变相的文道为二。此言文对道得以实现的重要性， 若文不能披文见意， 助道实现达意垂法， 道也便不成为道。这与李汉讲韩愈的“文者贯道之器”^{［8］昌黎先生集序}不同， 与理学家讲文从“道中流出” “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9］3319不同， 与欧阳修“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10］664也不同。孙冲认为， 六经之文都是可以披文见意的， 在此方面他表述得极其明白： “夫圣人文章若八卦彖、 繇、 爻、 象之体， 虽不肤浅， 然圣人之文终能传解。孔子《系辞》则皎然流畅， 其《诗》 《书》 《礼》 《乐》之文， 披之皆可见意。是圣人于文章本在达意垂法而已， 不必须奇怪而难入也。”（《序》）“孔子曰：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文之如《周礼》， 则使人易为耳。苟如樊生， 乃周公之道无以教人也。”（《书》）以上所引可见孙冲反复陈述“披之皆可见意”的主张。因此， 孙冲反对扬雄与樊宗师的文章艰涩。孙冲认为， 道欲传， 其所附之文必不能如樊宗师“词句隐僻”， 樊宗师文是一种“卒不能果然详其意旨句读”^［1］252之文， 于道何有哉！

樊宗师为韩愈门人， 于长庆三年（823年）谪官绛州为刺史， 建园池， 自作记曰《绛守居园池记》， 其文辞僻涩难读， 人所共知。欧阳修称其“怪奇”^［10］2281， 赵明诚形容为“故为险怪， 必使人不可晓而后已”^［11］555， 陶宗仪称其“艰深奇涩， 读之往往昧其句读”^［12］538， 且经过多人注解后， 四库馆臣还说“文仅七百七十七字， 而众说纠纷， 终无定论”^［13］1293。为了反对这种“艰深奇涩” “必使人不可晓而后已”的文风， 揭示文对传播道的重要作用， 孙冲撰《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孙冲认为， 樊宗师之文“自述而自训则可矣， 待其千百年有裨于世者， 固无有哉”（《书》）， 即樊宗师之文不可传道。孙冲从三方面揭示了《绛守居园池记》的词句隐僻不可传道： 一是长期研读而不得解。 《序》称， “其词句甚隐僻， 不明白， 在京师得此文， 颇与同人商榷， 卒不能解”， “十余年， 卒不逢能读者”。二是将实景与文章字句对读依然难解， 发现“凡为宗师笔纪处所者， 虽与旧多徙移， 然历历可见， 犹视其文未能过半”。三是文中所载唐时风物消失， 其文字“虽问老吏故氓， 是非难校”。孙冲认为樊宗师文“迂言吃句” “故欲使人昏迷， 往往莫辨其理” “词句甚隐僻， 不明白” “凡能通者不过数句” “使人莫能解晓”等。这类文字显然是不能发挥传道作用的。孙冲讲陈尧佐论文故事， 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 “尝有人以文投陈尧佐， 陈得之， 竟月不能读， 即召之， 俾篇篇口说， 然后识其句读。陈以书谢， 且戏曰： ‘子之道半在文， 半在身。’以为其人在则其文行， 盖谓既成文而须口说之也。是知身死则文随而没矣， 于学古也何有哉？”（《序》）身死文灭， 这不符合载道之文的要求， 也不符合三不朽的立言传统。载道之文当是“存则从其人， 亡则从其书。书者， 君子之积者也， 完者也”^［14］70。陈尧佐是北宋初人， 能文， 有文集《潮阳编》 《夜庐编》 《愚丘集》 《遣兴集》等。陈尧佐的故事在于告诉读者， 文需能够披文见意， 明白易晓， 能独立于人而存在， 任何时地都能传达作者的思想， 才能发挥传道的作用； 若文字不能让读者明白其中道理， 这样的文便没有存在甚至写作的意义， 即便存在， 也与不存在同。此例从反面讲明了披文见意的载道作用。所以， 在孙冲看来， 凡古文、 经典文章都是易解的， 可“辞达”， 至少经一定努力可“传解”， “子史百家之言”、 两汉优秀文章、 儒家经典莫不如此。孙冲后， 欧阳修文章“言简而明， 信而通”^［15］978， 成为古文的榜样。

3 主张学古文、 不学扬雄

在宋初， 古文提倡者主张学扬雄是一种文学思潮， 从学韩吏部蔓延而来。韩愈说： “汉人莫不能文， 唯司马相如、 司马迁、 刘向、 扬雄为最。”^［8］207 刘成国先生撰文曰： “北宋初期， 古文运动在历经晚唐五代的萧条、 冷落后， 重新发轫。柳开、 种放（955-1015年）、 智圆等古文先驱比较完整地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话语， 开启了宋代尊扬思潮之先声。”^［16］ 其后甚至整个北宋， 扬雄都是学者称道的贤人甚至圣人， 为学者效法的榜样。如柳开所言： “孟、 荀、 扬、 韩， 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 入乎室， 必由之； 未能者， 或取一家以往， 可及矣。”^［14］16 柳开完全将扬雄视为圣人， 将扬雄之文视为经典： “且子云之著书也， 非圣人耶？非圣人也， 则不能言圣人之辞， 明圣人之道； 能言圣人之辞， 能明圣人之道， 则是圣人也……圣人岂异于子云乎？经籍岂异于《太玄》 《法言》乎？”^［14］29 王禹偁也一样将扬雄之文与仲尼、 荀、 孟相比并， 说“仲尼经籍， 荀、 孟、 扬雄之类之书是也”^［17］17。孙冲的主张则与柳开、 王禹偁等人的尊扬雄明显不同， 他没有将扬雄放在孔-孟-荀-扬-韩这个儒学或古文发展的谱系中， 孙冲只言韩愈而不言扬雄。孙冲反对时人学扬雄《太玄》类文章， 认为《太玄》文不正而杂， 与六经、 子史百家言甚至两汉的古文不同， 孙冲曰：

由经书外， 子史百家之言固可通导， 独扬雄《太玄》准《易》而为之， 当时之人或不肯一览。故文章在乎正而不杂。但如两汉风骨， 则仲尼、 周公复出， 固无所嫌也。（《序》）

由此段文字看出， 孙冲批评扬雄《太玄》不但不能比于儒家经典， 且不如先秦的子史百家， 亦不如两汉其他人文章。孙冲对《太玄》的否定， 是将扬雄放在先秦以及两汉较长时段的文学背景下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孙冲学古文态度取径较宽， 一方面主张文本六经， 另一方面又主张先秦子史百家之言， 退而求其次。孙冲认为两汉文章也是有风骨的， 即便周公、 孔子复出， 一样无所嫌。此是将两汉文章与六经之文等视， 对两汉文章予以高度肯定。就是在如此颇具包容性的主张中， 孙冲却毫不包容地否定扬雄文章， 否定当时众人推尊的《太玄》。后日北宋的古文家如司马光、 王安石等也还多主张扬雄说， 直至苏轼才明确反对扬雄的文章。此见孙冲识见之先， 亦勇气之先， 确值得审视。

当然， 反对扬雄文， 较孙冲稍早的王禹偁也偶尔有论， 但王禹偁对扬雄文章是基本肯定的， 其《东观集序》将扬雄文与孔子文章相提并论， 可见 “道高位下， 则垂之于文章， 仲尼经籍， 荀、 孟、 扬雄之书之类是也”^［17］17。比扬雄之文于“仲尼经籍”， 与其他人的尊扬并无二致。而孙冲所论是就整个古文创作而言， 此可见孙冲与王禹偁之论的差异。孙冲批评《太玄》， 一是指出“《太玄》准《易》而为”^［1］253， 是模仿之作， 不可为经。 《太玄》不可为经之说， 汉时诸儒早有， “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 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 盖诛绝之罪也”^［18］3515， 这自然不能与六经并论； 二是指出《太玄》在扬雄在世的时候已经不受人重视， 原因在于其“不正而杂”^［1］253。考虑到孙冲是在论《绛守居园池记》时提出的批评， 此不正而杂， 或许主要是指《太玄》文的艰涩问题， 也就是柳宗元论扬雄文的“短局滞涩”^［19］881。后世苏轼批评《太玄》也提到“艰涩”不“正”的问题， 说：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 以文浅易之说， 若正言之， 则人人知之矣。”^［20］5292 较宋代古文运动的参与者， 反对扬雄文， 孙冲实在欧阳修之前， 是反对扬雄的先声。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批评扬雄的模拟说： “圣人之文……若子云、 仲淹， 方勉焉以模言语， 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10］664 亦即孙冲“《太玄》准《易》而为”之说。

4 孙冲的文学影响

孙冲撰《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在古文运动的认识方面是有意义的。当时正是晏殊所讲“群进士”们大讲“韩、 柳”文之时⁵。樊宗师作为韩愈门人， 韩愈称其文章“必出于己， 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8］540， 学樊宗师文也成为学韩古文的一途。所以， 李肇《国史补》曰： “元和已后， 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 学苦涩于樊宗师。”^［21］445 至宋初的演进结果， 就是张扶文章的“茫然难得其句， 昧然难见其义” “语皆迂而艰也， 义皆昧而奥也”^［22］397。王禹偁这个古文倡导者也是首肯樊文的艰涩， “更大力推崇樊宗师的艰涩险怪之作”^［23］42。孙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害， 说： “韩愈氏之道， 当时之人随而变者众矣， 独樊宗师益苦其词， 使人莫能解晓……六经之外， 百氏之说立言导意， 亦未有刻于樊生者矣。”（《书》） 针对这种文风有为而发， 孙冲欲“俾后人知乎文章之指归”（《书》）， 作《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 批评文章的艰涩之风， 揭示其害， 并强调文在传道中的重要作用。

孙冲在后世不是一个知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 历史上影响不大， 甚至很少人知道这个名字； 但他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有影响的， 其影响首先基于他成功的人生历程。孙冲一生早举明经， 历官古田、 青阳尉， 盐山、 丽水主簿； 中咸平五年进士， 授将作监丞， 通判晋州、 绛州、 保州， 累迁太常博士， 知棣州、 知天雄军， 以侍御史为京西转运， 权知滑州， 累迁刑部郎中， 历湖北河东转运使， 入判登闻鼓院， 改兵部郎中、 直史馆， 知河中府， 徙潞州， 复为河东转运使， 迁太常少卿， 擢右谏议大夫， 知潞州， 迁翰林院学士， 徙同州权西京留司御史台， 迁给事中。孙冲的人生是成功的， 为官一生， 政绩上面多有影响， 以棣州治河、 不媚中使、 定潞州军乱等事， 得真宗赏识。史称“冲为吏， 所至以强干称， 能任钩距， 多得事情”^［2］9947。人生历程使得孙冲广有结交， 为孙冲文学主张产生影响奠定了基础。

孙冲颇喜与文士交往， 乐于参加文事活动， 结交了一些著名文士。比如真宗曾诏道士张无梦“召问长久之 ”， 赐张无梦“处士先生”号。张无梦离京， 真宗“以长歌赠行， 自丞相以下咸赋诗”^［24］906。而孙冲与朝廷官员包括王钦若、 陈尧叟、 钱惟演、 丁谓、 杨亿、 刘筠等30人， 同作《张无梦归天台山》， 诗辑于《天台续集》， 《宋史·艺文志》有载。又据徐礼节《唐张籍诗误收林逋诗二首》考， 孙冲与宋初诗人林逋有交往。林逋诗《寄孙冲主簿》， 称孙冲为“故人”^［25］。孙冲又因重刻《绛守居园池记》主动同晋州知州何亮共论文。众多交游使得孙冲对不少宋代文学家产生了影响。

首先， 孙冲对苏舜钦产生了一定影响。苏舜钦是非常重要的古文作者， 是孙冲的晚辈， 与孙冲有极好的私人关系， 曾作《上孙冲谏议书》， 视孙冲为“大贤君子， 智识度越”^［26］103者， 还曾两次为孙冲诗书丹， 在山西刻石。孙冲的古文主张， 当时已得苏舜钦高度认可。苏舜钦曾持八十五篇文章呈请孙冲求赐教， 推许孙冲为文坛领袖人物， 说： “窃惟阁下宇量拂世， 业问追古， 放言遣怀， 剖昏出明， 锐然欲掌引大物， 以晓聋众而起前弊。”^［26］103 苏舜钦是文学史重点论述的古文名家， 欧阳修叹“予学古文反在其后”^［10］614。苏舜钦肯拿自己的文章诚心向孙冲请益， 足见孙冲文章的影响程度， 以至于苏舜钦推崇孙冲在文学领域的引领之功， 称扬其“晓聋众而起前弊”。实际上， 孙冲在当时的诗文创作方面确实做了这方面的探索与努力， 观其小说《原理》之平易畅达可见。

其次， 孙冲的主张也有可能影响到欧阳修， 这样说缘于欧阳修庆历四年（1044年）曾经出使河东， 途经绛州， 有诗《绛守居园池》可证： “尝闻绍述绛守居， 偶来览登周四隅。”^［10］26 此时， 欧阳修览登所见一定是孙冲作序耿说刊刻的《绛守居园池记》。欧阳修又有《集古录》卷九跋文《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为证。虽然欧阳修诗文没有议及孙冲， 但欧阳修既然在绛州看了《绛守居园池记》， 那就极大可能看了景德元年（1004年）耿说所刻孙冲的《序》以及孙冲与何亮的论文书信。以欧阳修的关注金石及文章的性格而言， 可以想见。

再次， 孙冲的一些文学概念也可能影响到其他后人， 特别是其文道观， 说“文者道之车舆也， 欲道之不泥， 在文之中正”^［1］253， 将文比喻为载道之车。这一比喻， 成为两宋理学家论文者周敦颐以下最通常的比喻。周敦颐较孙冲晚生四十多年， 曾说： “文所以载道也， 轮辕饰而人弗庸， 徒饰也。况虚车乎？”⁶ 南宋朱熹继续沿用这一比喻。孙冲的比喻让人明白了文在道的传播过程中的功能所在。孙冲还认为文道一体， 批驳了“隋唐以来擘为二途， 既不相近， 颇甚攻毁”^［1］253的历史状况， 肯定了文对道的推广功能， 从而强调了古文的重要性。而周敦颐与朱熹论文以道为首， 将文道的关系做了与孙冲不一样的解读， 但这个文道的比喻以孙冲最早提及却是极其明白的， 可见孙冲文道主张的深入人心。

朱刚论古文运动主张在“勾画发展脉络”时， 注意名作家作品的同时， 也应当注意到“起过作用的某些因素”， 曾说： “当我们把一系列受到肯定的作家作品前后贯联， 以勾画发展脉络时， 此种脉络的真实性或完整性如何， 是值得怀疑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作用的某些因素， 会因为我们的‘文学’观念而被摈除视野之外， 或得不到合理的评述。”^［27］ 孙冲古文创作不多， 甚至连一个边缘作者都算不上， 因此， 使得他的文学主张被研究者摈除视野之外， 但他的这种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文人的心声。比如， 何亮就颇赞同孙冲批评樊宗师的主张， 说樊宗师“误后人之深”， 并深恶樊宗师文， 说： “绍述之于儒， 吾悲其用心之勤， 而欲必废其文， 使无误后人也。” （《何亮复孙冲书》）欧阳修后日倡导古文， 一举得天下文士相应， 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实际上是适应了这些基础文人的主张而已。此见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成功的原因所在， 也可见北宋早期古文变革提倡者穆修、 苏舜钦这些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 见文学复古运动获得成功的“真实性或完整性”。这就是孙冲及其《重刊〈绛守居园池记〉并序》在宋代古文运动发展史上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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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赵明诚. 金石录校证［M］.金文明， 校证.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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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班固.汉书［C］//二十四史.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9] 柳宗元. 柳宗元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0] 苏轼. 苏轼全集校注（第16册）［M］.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校注.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21] 李肇.唐国史补［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22] 王禹偁.小畜集［C］//曾枣庄， 刘琳， 主编.全宋文（第7册）.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23] 顾易生， 蒋凡， 刘今明.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4] 陈耆卿.赤城志［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25] 徐礼节 ．唐张籍诗误收林逋诗二首［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8（5）： 80-81．

[26] 苏舜钦， 撰. 苏舜钦集［M］.沈文倬， 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7] 朱刚 ．北宋“险怪”文风： 古文运动的另一翼［J］．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173-18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 宋代碑刻编年集成(24FZWA005)

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 河南省宋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2024WXH262)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河南地区宋代碑刻文献集存(2025⁃ZDJH⁃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