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动态及热点述评（2000-2023）

Research Trend and Hot Topic Review of “Modern Opera” in Shanxi （2000-2023）

摘要

为系统梳理和审视新世纪以来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前沿热点和研究进展， 以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的北大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来源期刊为样本数据， 借助CiteSpace软件， 分别从年发文量、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关键词共现、 热点分析等方面进行多维度挖掘。研究结果表明： 该领域研究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 并呈现出山西“现代戏曲”创作的本土性、 学科交叉的延伸性、 研究内容的多元性特征。未来研究中， 应该注重加强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深入挖掘新的研究领域、 扩展戏曲批评模式、 整合山西剧作家群研究、 探寻山西“现代戏曲”的“现代性”研究， 积极推动山西小剧场戏曲建设与研究等， 从而全方位提升山西“现代戏曲”的研究水平。

Abstract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frontier hot topic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hanxi opera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is paper takes Peking University core journals and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source journal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from 2000 to 2023 as sample data.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software， it conducts multi-dimensional m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analysis， keyword co-occurrence， hotspot analysis and so o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shows a slow upward trend，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 locality of opera cre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 the future resear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rengthening th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tively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small theater in Shanxi opera，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protection research of Shanxi opera，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research level of Shanxi opera.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山西地方戏 / 现代戏曲 / CiteSpace / 戏曲批评

Key words

Shanxi local opera / modern opera / CiteSpace / opera criticism

山西作为闻名全国的戏曲大省， 被中外专家学者公认为“中国戏曲的摇篮”。无论是宋金元时期， 还是明清时期、 革命战争年代， 山西的戏曲活动都十分活跃。可以说， 山西戏曲艺术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进入新世纪， 山西省相继出台的《山西省戏曲传承发展振兴工程的意见》 《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 为山西“现代戏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推动着山西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山西省举办的“山西优秀剧目展演活动” “山西优秀剧目惠民专场”等文化活动， 在全国均产生了广泛影响^［2］。与此同时， 学界对山西“现代戏曲”的研究成果也开展了阶段性的归纳与总结， 这类成果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山西“现代戏曲”剧目整体的回顾与反思。如张玥以山西传统戏、 新编历史剧、 现代戏中的典型代表剧目为研究重点， 系统梳理了山西“现代戏曲”在舞台演出、 艺术特征等方面的成果^［3］。第二类是对山西某一剧种戏曲作品的整体分析。如郭立冬通过对晋剧现代戏的剧本、 表演、 舞美等进行整体分析， 提出“法自古授， 美自我生”是晋剧现代戏舞台创作的艺术追求^［4］。第三类是对具体剧目的分析。如张俊海认为新编晋剧《巴尔思御史》具有编剧构思新颖， 舞台清新靓丽的特点^［5］。可以说， 这一时期山西“现代戏曲”获得长足发展， 其创作与研究不仅体现了学界、 业界对山西“现代戏曲”建设与发展的真切关怀， 也为山西“现代戏曲”的可持续发展总结了经验， 深化了思考。

然而略显遗憾的是， 大多数学者对于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回顾集中于传统的文献梳理， 在文献选择与分类标准、 热点跟踪与方向把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因此， 使用CiteSpace对新世纪以来山西“现代戏曲”研究进行全面梳理以及深入的分析， 客观总结山西“现代戏曲”发展的得失， 科学把握山西“现代戏曲”的未来走向， 可以弥补以往对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局部零散、 感性积累不足和理论总结研究不够深入的缺陷， 为日后山西乃至全国的“现代戏曲”创作提供启示和经验， 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 传统戏曲向“现代戏曲”转型提供诸多经验和借鉴。

因此， 本文尝试运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作为研究工具， 对新世纪以来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文献题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力求从宏观上厘清山西“现代戏曲”的研究热点和进展情况， 以期为山西“现代戏曲”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1 山西“现代戏曲”概念界定及研究的宏观动态

1.1 山西“现代戏曲”概念界定

当下学界对于“现代戏曲”的概念界定较为庞杂。20世纪以来， 张庚、 孟繁树、 董健、 陆炜、 傅谨、 李伟等学者先后对“现代戏曲”进行了阐释， 如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部分学者从戏曲的“本体”属性出发概括其定义。如孟繁树在“戏曲现代化”理念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现代戏曲”这一概念， 他认为现代戏和新编古代戏是“现代戏曲”的两种演剧形态^［6］， “是一种由现代人创作、 供现代人欣赏、 体现现代审美精神和规律的新型戏剧艺术”^［7］2； 傅谨从“戏曲现代化”反思的角度， 认为“现代戏曲”应该是“戏曲化”与“现代化”的完美结合， 是在剧场形态中对“戏曲剧目的整体性倾向和精致化追求”^［8］， 是一种新的戏曲形态。另一方面， 部分学者从西方戏剧理论出发， 阐释“现代戏曲”的含义。如吕效平通过对《曹操与杨修》 《新亭泪》等“现代戏曲”作品的分析， 提出“现代戏曲”是“新时期以来的戏曲”， 具有“情节整一性”与“文体自觉”的特征， 是文学的戏剧^［9］； 李伟则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现代戏曲”的概念问题， 他提出“现代戏曲”的起始时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只要是“所有表现民族解放、 个性解放， 具有平等、 自由、 民主精神的戏曲， 包含所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因应变革的戏曲”^［10］， 都应属于“现代戏曲”， 与它的文体、 音乐形式、 题材都无关。

总体而言， “现代”是“现代戏曲”概念界定的重点所在， “现代”的概念具有多重属性。就宏观而言， 其可以表示与“古代”戏曲相对的时间概念， 上溯至20世纪初田汉倡导的“新国剧运动”以来的新编剧目， 下可延续至改革开放至今， 与“折子戏”相对的具有“整一性”叙事功能的戏曲作品^［11］。微观来看， “现代戏曲”是指具有“现代性”品格的戏曲作品。基于此， 本文对山西“现代戏曲”作出界定： 它是指现代语境下涉及山西剧种¹， 包含现代戏、 历史剧、 新编传统戏三种演剧形态， 蕴含反思与批判等现代精神与现代价值理念， 表达、 观照现代人思想观念与情感意识的戏曲作品。

1.2 数据来源

为明晰近二十余年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动态及热点问题， 基于文献发文量与变化趋势的分析具备更为直观与具象的优势。为此，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内收录量最大且连续动态更新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为确保选取文献的质量， 本次检索范围限定于北大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 知网博硕学位论文库， 以及《戏友》等戏曲专业主要学术期刊。在知网数据库中， 分别以“山西+戏曲现代戏” “山西+历史剧” “山西+新编传统戏” “山西+现代戏曲” “晋剧” “蒲剧” “上党梆子” “北路梆子” “山西地方戏”， 以及“新世纪以来山西典型的代表剧目”等为检索词， 运用主题检索方式获取相关文献。检索时间跨度均为2000-2023年， 文献检索及下载时间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过手动筛选， 最终获得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有效文献1 263篇， 其中硕博论文118篇（含博士论文8篇）， 北大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共计1 030篇。

1.3 宏观动态

年发文量可以反映某一领域在特定时间段的发展态势并预测未来趋势^［12］， 运用Excel对样本文献进行统计， 绘制出年发文趋势图， 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 2000年以来， 山西“现代戏曲”的相关研究整体呈增长趋势， 2015-2019年的研究动态呈震荡攀升趋势， 年均发文量达111篇， 于2018年达到峰值157篇， 这表明山西“现代戏曲”研究保持较高的关注度与热度。从图中虚线可以看出， 基于年份的线性预测表明， 未来一段时间内，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有望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这一方面与2016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山西省戏曲传承发展振兴工程的意见》^［13］密切相关， 该政策明确指出以“四大梆子”为重点， 繁荣戏曲精品创作， 扩大戏曲社会影响， 推动山西戏曲事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由戏曲大省向戏曲强省迈进。这标志着山西“现代戏曲”逐渐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和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也缘于山西“现代戏曲”创作的“升温”， 如晋剧《于成龙》、 蒲剧《山村母亲》等戏曲作品的上演， 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2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主体分析

2.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能够揭示不同作者之间在该领域研究的连接关系， 同时也可以看出高发文量作者及其代表作品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14］， 帮助研究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山西“现代戏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因此， 借助CiteSpace软件， 采用Excel工具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得到图 2 和表 1。

从图 2 和表 1 可以看出， 发文量最多的学者是曲润海， 发文量高达17篇， 他主要致力于山西“现代戏曲”创作、 戏曲理论研究与评论等工作， 为山西戏曲的振兴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15］。郭士星发文量为15篇， 他主要对山西“现代戏曲”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开展研究。除此以外， 其他学者发文量均在7篇及以上， 他们对山西“现代戏曲”的音乐、 生态、 表演等方面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根据普赖斯定律的计算公式： M=0.749×（N_max）^（1/2）（N_max表示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 M表示统计时间段最低发文量）， 得出样本中高产学者阈值为3.08， 即发文量大于或等于3篇的作者为高产作者。经统计发现， 文献样本中总文献量688篇， 高产作者共计57位， 发文量为294篇， 占比为42.7%， 低于稳定核心作者群体发文占比标准（50%）^［16］。可以看出， 虽然发文量已接近参照标准， 但该领域仍未形成一批高产且高影响力的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 只有部分学者表现突出， 起到了引领作用。

2.2 重要研究机构情况分析

由于机构的研究内容和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展现， 由发文量排名前10的核心机构发文情况可知， 发文机构形成了以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山西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为中心的代表性发文格局， 见表 2。

其中， 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山西省戏剧研究所， 发文量72篇。该机构主要从事山西相关的戏曲创作、 戏曲批评研究等， 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联合完成“中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 “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 “山西‘新流派’创作经验研讨会”等科研活动， 为其在山西“现代戏曲”领域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是山西师范大学， 发文量68篇。其戏剧与影视学院（戏曲文物研究所）作为山西省内该领域唯一的一级学科博士点， 为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两所机构的发文量合计约占前十名的47%， 影响力最高。通过对研究机构的地域来看， 我国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形成了“以高校为主， 戏剧研究中心为辅”的研究模式。高校本就是科研的中坚力量， 前十名机构中高校占有7席， 发文量遥遥领先于戏剧研究中心。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各机构的合作网络较为分散， 仅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中心形成了一部分相对集中的合作网络关系， 与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剧协等科研机构合作较为紧密， 其他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较少。这说明我国山西“现代戏曲”相关领域的研究受学缘和地缘关系的影响， 还未形成群聚现象， 未来该领域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3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对高频关键词分析， 有助于了解该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及其主要方向。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分析， 设置节点类型为“Keyword”， 其余为默认值， 绘制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共生成342个节点、 838条连线。通过关键词频次及图 3 可以看出，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涉及范围较广，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 山西“现代戏曲”的作品文本研究， 探究山西“现代戏曲”的创作与文化主题内涵； 第二， 山西“现代戏曲”的跨学科研究， 涉及戏曲关联的旅游学、 教育学、 传播学等多学科话语体系； 第三， 山西“现代戏曲”的多元化研究， 主要从山西“新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山西剧作家研究、 戏曲音乐、 戏曲表演等层面， 探讨山西“现代戏曲”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及戏曲艺术的创造经验， 为山西“现代戏曲”的长效发展提供范例和理论基础。因此， 在关键词共线分析的基础上将对这三个方面做一个整合梳理， 结果如表 3 所示。

3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热点述评

3.1 从戏曲文本探究山西“现代戏曲”创作与文化主题内涵

用山西“现代戏曲”讲好“中国故事”， 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的途径， 同时也是彰显文化自信的体现， 与其他省份剧种相比， 山西“现代戏曲”受山西传统文化的熏陶，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用戏曲讲述中国故事， 更有利于地方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塑造。

3.1.1 弘扬山西“现代戏曲”中的廉政文化

随着山西政治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山西戏曲创作也更多地聚焦廉政、 法治文化题材， 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山西廉政题材戏曲的关注与研究。黄斌以晋剧《于成龙》为研究对象， 从剧作结构、 叙事节奏、 戏曲美学、 舞台调度、 剧作创意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凸显了剧作家“没有着力写廉洁， 却处处与廉洁呼应”的独特之处^［17］。孙岚岚的晋剧《河清海晏》， 首次在中国戏剧舞台塑造了能臣廉吏栗毓美的形象， 《河清海晏》也成为了新时代全面建设清廉山西， 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18］。徐秉梅则以第二届山西艺术节中的廉政题材右玉道情《于成龙》、 晋剧《御史梁中靖》、 蒲剧《铁面御史姚天福》等为研究对象， 指出这些剧目的主角都是山西籍古代官吏， 作品通过戏曲的形式传递出中华民众亘古久远的清官文化情结， 对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9］。

3.1.2 发掘山西“现代戏曲”中的晋商文化

山西戏曲文化艺术的形成、 发展与兴盛， 与晋商对戏曲艺术的资助、 推动与传播密不可分^［20］。在白春香看来， “戏曲对晋商的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晋商诗意人生的范本”^［21］。因此， 用山西“现代戏曲”讲述晋商故事， 也是山西戏曲挖掘推广晋商文化资源的重要收获。李小菊^［22］、 余国煌^［23］等以晋剧《王家大院》为例， 深入挖掘了王家从严治家、 尚俭立德的治家理念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担当。尚广平^［24］、 张丽琴^［25］、 郭士星^［26］则以晋剧《日升昌票号》为例， 分析了晋剧在“讲好山西晋商故事”方面的创新策略， 探讨了如何将山西晋商文化与民间艺术结合， 在讲述故事的同时现晋商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底色。

3.1.3 凸显山西“现代戏曲”中的三晋文化

深入挖掘山西地方文化因子， 结合本地文化诉求创作的一批极富人文情怀和现代意识的山西“现代戏曲”， 也引起了学者的持续关注。徐彩虹基于蒲剧《老鹳窝》， 阐述了该剧双线并联的叙事结构， 以“老鹳窝” “大槐树”作为山西标志性文化符号， 为“献礼题材”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有益参考^［27］。张军认为， 以“太原老街”命名的现代戏三部曲——晋剧《迎新街》 《上马街》 《起凤街》， 通过城市老百姓的视角讲述山西人文故事， 体现了作品璞玉浑金、 臻于化境的艺术品格^［28］。此外， 聚焦、 解读描写山西人物的纪传体戏曲， 深入挖掘人物背后的文化内涵， 对凸显山西戏曲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曲润海认为， 上党梆子《赵树理》从始至终贯穿着赵树理的乡土情结， 将他塑造为典型的平民作家形象^［29］。在张晟、 解玲玲看来， 上党梆子《申纪兰》通过选取山西省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生命中最能体现她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的生活片段， 将一个丰富真实的申纪兰还原给了观众^［30］。

可以说， 学者结合地域语境对山西“现代戏曲”文本内容进行研究， 即通过“体验式”的批评模式探讨、 分析山西“现代戏曲”的文化主题， 进而揭示山西“现代戏曲”的文化内涵， 是戏曲剧目研究的基本路径。这类研究话语多为描述性、 经验性的总结， 且整体持肯定态度。除此以外， 结合不同的戏曲剧目和时代语境， 山西“现代戏曲”的主题表征也发生了变化。梁丽君从移植改编剧目、 新编历史剧、 现代戏三个方面对山西新创的剧目进行解读， 提出山西“现代戏曲”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贴近时代生活的题材、 开拓剧种技艺的创新， 以及符合戏曲观众的审美观念^［31］。张玥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山西“现代戏曲”创作的规律， 从题材划分、 主题表征等方面归纳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梦”和地域特征的“三个文化”， 二者将成为山西“现代戏曲”创作的两大主题^［3］。由此可见， 基于山西“现代戏曲”观众的审美趣味， 新世纪山西“现代戏曲”传递的文化内涵， 必然蕴含着民族文化记忆与“土味”的本土叙事； 通过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山西戏曲固有的唱腔， 山西本土文化已然成为山西“现代戏曲”鲜明的身份标识。

3.2 跨学科理论与方法丰富研究视角

基于当代的戏曲语境， 跨学科知识体系为山西“现代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并持续在各学科领域催生新的研究热点。迈向新时代的山西“现代戏曲”研究需要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 涉及旅游学、 教育学、 传播学等多学科议题； 方法论的多元化极大丰富了理论话语， 为山西“现代戏曲”的传承理念与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3.2.1 旅游学视角探索文旅融合新方式

为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山西省创作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戏曲剧目， 以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动能。为此， 部分学者从旅游学角度对山西“现代戏曲”进行研究。在于小军看来， 山西“现代戏曲”中稀有剧种与旅游的融合是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32］。闫昕认为， 山西“戏曲+旅游”新模式的开启， 打破了传统的戏曲传承与对外传播的固有思维模式， “是戏曲从单一的感官体验性， 到多元化、 沉浸式的综合性的一次新尝试， 是从个体到多元的一次转换”^［33］。

3.2.2 教育学视角提升戏曲教育水平

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推动了山西“现代戏曲”研究与教育学科间的跨界， 这既与山西戏曲的本体属性相契合， 又拓宽了实施传承山西戏曲文化的路径。李香珍指出， 景雪变作为高校表演专业学科带头人， 将山西戏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尤其是“山西雪变蒲剧艺术研究院”的成立， 为山西“现代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34］。郭宾提出， 2019年山西大学晋剧传承基地获批， 有利于晋剧与山西大学艺术学科的协同发展， 对山西戏曲与特色文化传承具有较高参考意义^［35］。邱雨则将晋剧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结合， 提出通过巩固课堂主阵地、 营造校园新氛围、 深化育人新形式三种路径， 推动晋剧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36］。可以看出， 相关研究内容涉及教育学中的戏曲课程的教学方法、 教学意义等， 通过个案分析探索山西“现代戏曲”传承的新方式， 为其他省份的戏曲传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凸显了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3.2.3 传播学视角践行戏曲传承理念

新世纪以来， 山西省致力于从多方面对戏曲进行传承、 改革与创新， 并从学术理论、 戏曲实践等多方面形成了具有山西特色的“综合治理”经验。通过有效的理论研讨与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山西“现代戏曲”的传播经验与传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部分学者从传播学与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交叉点入手， 致力于培育山西“现代戏曲”的良好戏曲生态和演出市场。邱怀生、 芦柳源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比传统媒介与新媒介， 提出网络传播、 动漫、 微电影等新媒体可以使山西“现代戏曲”的发展更加多元化^［37］。同时， 他们还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提出， 山西“现代戏曲”作品的数量可观， 但精品力作仍显不足， 因此要大力倡导创作具有浓郁山西地方风格的经典作品， 建立完善的文化产业模式， 释放文化创作活力、 拓宽文化传播手段等， 才能使山西戏曲文化做大做强^［38］。

遵循这一思路， 当代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将戏曲与生态的关系纳入多学科交叉研究范畴， 不仅在方法论层面上极大丰富了山西“现代戏曲”的理论话语， 也为山西戏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成为观照山西“现代戏曲”发展的有效途径。

3.3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内容的多元化

新世纪以来， 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山西“现代戏曲”研究趋向多元化。其一， 以山西“新流派”为主的女性戏曲演员研究， 分析其独特的唱腔特色与个人风格， 为山西“现代戏曲”演员的表演实践提供参考； 其二，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山西剧作家及作品探析， 以多维视角揭示戏曲创作的规律； 其三， 基于山西“现代戏曲”的创作现状， 归纳整理作品的艺术特色、 舞台表演、 音乐唱腔等， 旨在发掘山西“现代戏曲”独有的创作特色和发展路径。

3.3.1 以山西“新流派”为主的女性戏曲演员研究

戏曲演员作为戏曲表演的核心， 其表演技能、 个人修养、 创新能力等都会对戏曲艺术产生影响。可以说， 演员的综合素养和人格魅力是作品能否具备长久生命力的关键因素。新世纪以来， 学界对山西“现代戏曲”中的艺术家高度关注， 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成果。

山西戏曲四大梆子的代表人物王爱爱、 宋转转、 武俊英、 张爱珍四位表演艺术家各有自己的特点， 她们的唱腔共同形成了山西戏曲的“新流派”^［39］。王越认为， 王爱爱是晋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代表人物， “爱爱腔”已形成一个不同凡响的流派^［40］。郭士星、 田永国提出， 王爱爱流派具有“音色纯正、 润腔灵巧、 优雅质朴、 感情细腻”等艺术特色^［41］。李静波从润腔和发声两个方面分析了宋转转的“转转腔”艺术特色^［42］。朱恒夫从武俊英的唱腔、 代表剧目以及成长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武俊英的成才道路^［43］。王思恭提出， “俊英腔”具有“吐字清、 板式巧、 情贯注、 善创新、 讲分寸”的特征^［44］。樊国宾认为， 张爱珍具有“精湛的表现力、 果敢的创造力、 非凡的凝聚力、 本色的人格力、 自觉的传承力、 深沉的影响力”六个方面的戏曲史价值^［45］。除此之外， 学界也对其他女性艺术家展开了相关研究， 探讨其在山西“现代戏曲”表演中的优势与不足。王馗在谢涛从艺40周年原创剧目展演暨表演研讨会上指出， 谢涛在《烂柯山下》中的表演集中体现了徐棻“探索戏曲”的所有思考， 在传统戏曲中赋予了现代意识^［46］。傅谨认为， 谢涛是新世纪最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之一， 她精湛的表演和精彩的剧目极大提升了晋剧在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中的能见度^［47］。还有部分学者以“景雪变”为研究对象： 在季国平看来， 在景雪变的舞台实践中， “母亲”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48］； 张曼君通过回忆与景雪变排练《山村母亲》时的情形， 赞扬了景雪变作为戏曲演员刻画人物的表演悟性^［49］。

整体来看， 学界更倾向于研究山西的女性戏曲演员， 基本概括了女性戏曲演员的艺术特征及个人风格， 充分彰显了这些戏曲演员在山西“现代戏曲”研究中的地位。

3.3.2 山西剧作家研究

山西当代戏曲剧作家是创作山西“现代戏曲”的主要力量。在新世纪山西剧作家群体中， 学术界重点关注曲润海、 寒声、 纪丁、 郭启农等代表性剧作家。如裴赟飞^［50］ 、 李业子^［51］、 牛晋荣^［52］、 谢慧^［53］等青年学者主要从文化人格、 情节结构、 人物形象、 艺术成就等多方面对曲润海、 寒声、 纪丁、 郭启农及其剧作展开个案研究。这些剧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合理地将传统戏曲剧本与山西地方戏曲特点相结合， 剧作语言平实、 质朴， 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此外， 也有学者对山西剧作家群体的传承发展提出了思考。例如， 智联忠在访谈剧作家曲润海时， 曲润海提出山西戏剧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 仍需发挥本土创作人才的力量和优势， 要有组织、 有计划地培养有潜力的青年编剧， 以提高山西中坚人才的培养、 选拔和任用^［15］。值得注意的是， 除上述剧作家外， 学术界对山西其他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个案研究却相当匮乏。总体来说， 学界已对山西剧作家群体有所关注， 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目前仍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性的观照与系统性整合研究。

3.3.3 观照山西“现代戏曲”的艺术研究

戏曲艺术研究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话题。这类研究主要围绕山西“现代戏曲”相关的“戏曲音乐” “戏曲唱腔” “戏曲舞台” “戏曲表演”等方面展开。戏曲声腔与音乐是戏曲作品展开剧情与刻画人物性格的主要表现手段。王洪涛以晋剧《王家大院》为个案， 指出该剧在传统晋剧音乐特色的基础上， 吸收了祁太秧歌的旋律特点， 作曲家通过唱腔的精心设计， 实现了人物性格的刻画^［54］。黄依群以新编现代戏《黄河管子声》为研究对象， 指出该剧以黄河管子声为主， 辅以民歌、 民谣、 黄河号子及幕后伴唱的音乐形式， 取得了较好的戏剧效果^［55］。部分学者则对山西“现代戏曲”中某一派别或某一剧种的音乐形态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总结。闫飞瑜认为晋剧须生丁派唱腔艺术具有吐字清晰、 刚柔并济、 音色洪厚、 韵味醇浓与声情并茂的特征^［56］。王艳玲等对晋剧“盖派”须生“盖天红”的唱腔进行研究， 指出其唱腔具有三大特色： 吐字清晰、 喷口刚劲； 程式化演唱中的个性化处理； 千人千面、 戏路宽绰^［57］。刘媛媛通过对比山西“三路梆子”的音乐特征， 指出山西“三路梆子”既有“各美其美”的争奇斗艳， 也有殊途同归的文化品性， 这一点尤其在音乐形态层面最为突出^［58］。陈甜则指出， 山西四大梆子音乐创作逐渐由原先的传统多声织体形态趋向中西多声创腔技法的方向发展^［59］。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以戏曲表演或戏曲舞台为研究对象： 张广爱通过强调戏曲基本功与表演的重要性， 分析了蒲剧旦角的表演艺术特征^［60］； 潘斌通过对蒲剧的起源、 音乐与表演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 提出了蒲剧艺术发展与创新的思考^［61］； 杨晓华从谢涛舞台艺术的美学特征出发， 提出谢涛的舞台美学具有完整性、 统一性、 纯粹性、 运动性、 序列性与厚实性的特点^［62］。

由此可见，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山西“现代戏曲”的艺术研究， 已基本厘清了山西“现代戏曲”中音乐唱腔、 表演等方面的艺术特征与创作规律。通过描述各个剧种的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 唤起了戏曲界对于山西“现代戏曲”的重视， 使山西“现代戏曲”的整体发展趋势及特征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

4 结　语

综上所述， 山西作为戏曲大省， 其创作规模、 创作成果与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在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山西“现代戏曲”的发展， 既是中国“现代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 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山西“现代戏曲”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 相关热点及研究成果呈增长态势发展， 呈现出创作的本土性、 学科交叉的延伸性与研究内容的多元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与山西“现代戏曲”的现实语境、 戏曲产业的发展方向契合。但当下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现状仍存在一些有待填补的内容：

首先， 从研究主体而言，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机构主要以山西地方高校与戏剧研究中心为主， 国内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团队， 建议加强研究者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其次， 从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学科背景来看， 现有研究以传统的戏曲学、 音乐学与 民俗学为主， 但近年来， 传播学、 教育学、 旅游学等学科的学者逐渐加入山西“现代戏曲”研究队伍中。因此， 山西“现代戏曲”研究应不断扩大影响力， 吸引更多学者尤其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 深入挖掘新的研究领域， 全方位提升山西“现代戏曲”的研究水平。

再次， 从研究方式来看， 以山西“现代戏曲”作品为主体的戏曲批评形成了以“欣赏”为中心的批评传统， 其批评方式较为单一， 多以阐释作品思想艺术内涵为目的。而戏曲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实践， 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山西“现代戏曲”创作的弊端与局限。因此， 扩展戏曲批评模式， 尤其是山西“现代戏曲”剧作批评研究与山西剧作家群体研究， 更有利于拓宽山西“现代戏曲”研究的视域。例如， 可以对“山西剧作家群”进行整体研究， 或者将山西剧作家这一群体放在全国戏曲创作格局中进行比照研究， 从而不断提升山西剧作家在全国戏曲界的影响力。

最后， 从戏曲创作角度而言， 总结新世纪以来山西“现代戏曲”创演的经验教训， 既能推动其实践的良性发展， 也能为当下的戏曲改革提供一定的启发。长期以来， 我国戏曲改革一直围绕着“现实题材”与“传统程式”这一基本矛盾展开， 现代戏成为戏曲发展的重中之重。自2000年起， 在国家评奖体系的政策导向下， 山西“现代戏曲”创作以现代戏为主导， 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增长趋势， 艺术成就上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不仅体现了国家政策在戏曲评奖中的导向性， 也对山西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 应立足“引进来”先进理念、 “走出去”发展战略， 对山西“现代戏曲”进行深层次探讨。小剧场作为舶来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已发展40余年。江苏省探索“戏曲＋”新路径， 积极推动了小剧场规范化建设， 对当下山西“现代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山西戏曲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剧场戏曲建设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通过与省外高校合作、 借鉴其创作模式和先锋叙事， 也取得了进步。例如， 临汾市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与中国戏曲学院2017级戏曲导演班联合制作的蒲剧《俄狄王》， 推动了山西“现代戏曲”在思想观念、 戏曲表达、 运营传播等多方面的革新^［67］。因此， 积极推动山西小剧场戏曲的建设与研究， 提升人民群众对山西“现代戏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必将推动山西“现代戏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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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2022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新世纪山西“现代戏曲”研究(2022YJ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