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美玲《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术语收录研究

Study into the Inclusion of Technical Terms i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摘要

赫美玲编著的《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1916）是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史上的重要成果， 然而学界对其研究尚显不足。本文聚焦该词典的术语收录情况， 通过选词分析、 译名考察， 并与同时期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及狄考文《术语词汇》（1910）进行对比， 探讨其术语收录特点与价值。研究发现： 该词典术语学科分布广泛， 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共51个领域， 化学、 医学、 数学等学科收词尤为可观； 注重收录常用术语及新词， 译名精准简练， 且呈现显著的归类式翻译特征， 如以“~精” “~类” “~宿”等类词缀系统翻译同类术语； 多学科标签标注较为完善， 便于翻译人员全面把握术语含义。该词典收录部定术语16 000余条， 在收词规模、 译名权威性及系统性方面均超越前人， 对研究中西方术语汇通、 术语译名演变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1916）， compiled by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yet understudied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lexicograph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ctionary’s inclusion of technical terms through selectiv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nd compares it with contemporaneous works including Yan Huiqing’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1908） and Calvin Wilson Mateer’s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10）.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dictionary covers an extensive range of 51 disciplines spanning both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s， with particularly substantial collections in chemistry， medicine， and mathematics. It emphasizes commonly used terms and neologisms， featuring precise and concise translations with notable pattern-bas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systematically employing quasi-affixes such as “~精” （essence）， “~类” （category）， and “~宿” （constellation） for categorically related terms. Its compreh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labeling facilitates translators’ full comprehension of polysemous terms. With over 16 000 officially sanctioned terms incorporated， the dictionary surpasses its predecessors in scale， authoritative translation， and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fering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Chinese and Western terminological convergence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echnical term translations.

关键词

赫美玲 / 《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 / 术语 / 收录

Key words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 technical terms / inclusion

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 来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催生了汉外词典的编纂。传教士来华之前， 欧洲国家已编写过关于中国文化和语言的作品， 然而现代汉语和外语辞书的首次真正融合始于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 特别是他们入华后的辞书编纂活动^1［102］。为满足西人学习与研究汉语的迫切需求， 一批由来华西人编纂的英汉词典应运而生， 如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纂的《英华字典》（1866-1869）、 美国公理会牧师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 曾任上海、 天津等口帮办、 副税务司的英国人文林士（Charles Alfred Speed Williams）的《海关语言必须》等。其中， 普通汉英、 英汉双语词典的读者群体最广， 影响力也最为显著^［2］95。

像马礼逊、 麦都思、 卫三畏这样大名鼎鼎的传教士及其编纂的双语词典， 在词典史研究中为人所熟知。此外， 在华任职的外籍人员同样值得关注。作为中国新海关官员的德国人赫美玲（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曾任北京总税务司署汉文秘书科税务司（1907-1912）， 具有文科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在汉学研究领域颇有成就。他在参考多部英汉字典的基础上， 编著了《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以下简称《官话词典》）， 并于1916年由上海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沪造册处出版。该词典在编排上改变了司登得词典的方式， 采用英文单词、 词性标注、 中文释义、 威氏拼音、 中文相关词汇举例的顺序， 类似于现代英汉词典的编排方式。然而， 他和他的《官话词典》在双语词典史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 即使是在《中国辞典史论》^［3］这样集中国两千余年辞典成果于一炉而冶的学术著作中也难觅其踪。

《官话词典》全书1 732页， 包括4页序言、 2页说明、 1 726页正文（包含卷后65页附录）， 为32开本， 收词约三万条， 是一部集日常用语与科技术语于一体的大型词典， 旨在辅助外国人学习汉语， 亦适用于中国人学习英语^{［4］preface}。 “正如书名所示， 这本书从根本上说是一本标准的汉语口语词典或官话词典”^{［4］preface}， 囊括日常会话、 科技术语及新词， 虽未穷尽所有词目， 但涵盖了大多数常用表达， 能为从事商业和科学工作的各类使用者提供准确和有用的信息^{［4］preface}。从内容与特色来看， 该词典“反映了汉语近代词汇， 尤其是以学术用语为中心的抽象词汇的形成进程， 具有重要的研究及资料价值”^［5］427， 在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史上贡献显著， 并预示着长达一个世纪的以西人为主编纂汉外辞典的时代进入尾声^［5］432。

该词典收录的标准术语均选自严复1908年任教育部“审定名词馆”总纂时提供的标准翻译， 涵盖科学、 技术、 军事、 海军、 传教、 宗教、 商业、 政治、 法律、 文献、 书籍、 报纸等各个学科^{［4］preface}， 多达16 000余条， 可以说是最能反映在世纪之交汉语词汇发生激烈变化的词类之一。故本文着重探讨《官话词典》的术语收录特点与不足， 并与其之前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6］和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术语词汇》（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1910年修订版）^［7］在收词规模和译名方面展开对比分析。

1 术语收录特点

概括来讲， 该词典在术语收录方面呈现出以下六大特点。

第一， 学科分布广泛， 既有自然科学， 又有人文学科。该词典中收录了生理学、 动物学、 心理学、 经济、 历史、 音乐等在内的51个学科领域的术语。其中， 化学术语收词最多， 如acidity、 effloresce、 magnesium等。这与当时的翻译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化学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主要内容， 以化学元素名为主的术语创制开展得早， 积累丰富， 很多在今天来说非常专业性的化学术语通过部定词被收入了《官话》中”^［5］443。 “晚清的科技翻译……学科分布更广”^［8］132， 这在赫氏词典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除化学术语外， 医学、 数学、 物理学、 几何学、 逻辑学、 植物学等学科收词数量也较为可观， 如表 1 所示。

《官话词典》中的人文学科收录了历史学术语Gauls、 goths、 Hebrew、 publican、 renaissance、 Saxons等； 伦理学术语heteronomy、 patriotism、 realism、 rigorism、 universalism等； 音乐学术语bass、 key-board、 opus、 repeat、 tema等； 语法学术语copula、 dexlension、 neuter、 participle、 singular等。总体而言， 该词典所收录的自然科学术语较人文学科术语的数量更多， 由此可见， 其对于术语的收录更侧重于科学领域。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自晚清时期开始， 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急遽， 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中国， 因此， 科技“给词典的内容带来巨大的影响——不但词典里新增的词条压倒性地和科技相关， 甚至科技词条在整部词典里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重”^［9］21。

第二， 该词典所收录的各领域当时的常见术语，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或耳熟能详的词汇。以经济学术语为例， demand（求）、 deposit（寄贮银）、 holder（持票人）、 payer（付银人、 付款者）、 solvency（殷实率）、 quotation（行市）等词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和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年）中均有收录。广泛收录学科中的常见术语， 既有利于巩固已通行的学科词汇， 便于中西方的科学接轨，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学科的发展情况， 既可为普通百姓所用， 又可解专业人士之所需。

第三， 词典注重收录术语新词， 且均标注有“新”字样的上角标。例如， 军事术语中的banquette（踏垛）、 breastwork（胸墙）、 commissariat（军需局）、 cyclist（自行车传达兵）、 powwow（原地讲评）等； 语法学术语中的dative（与格）、 inflection（曲尾， 字尾变体）、 nominative（主格）、 objective（目的格）、 sentence（句头）等； 力学术语中的buff（磨光轮）、 fulcrum（支点）、 gasket（鞲鞴麻辫圈）等； 天文学术语中的Aquarius（宝瓶宿）、 Libration（秤动）、 Virgo（室女宿）等。 “进入19世纪后半， 词典尤其还受到另一个因素的影响， 那就是科技的发展。”^［9］21 该词典编纂之时， 世事丕变， 清朝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 中西方文化交流较晚清时期更加频繁。随着新事物、 新思潮、 新学科与新技术的涌入， 大量的新词汇、 新表达也随之出现。赫氏根据赫德命令， 对司登得的汉英字典（1871年初版， 1877年再版）进行补充和完善， 新增了不少科技术语； 到《官话词典》一书时， 又与前者一脉相承， 将这些新词系统收录， 充分体现了他对术语新词的敏锐意识。

第四， 词典收录的术语译名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 皆有“部定”字样。例如， 地质学术语中的gangue、 hydrocarbonates、 phanerogams、 quartzite、 stalactite等； 生理学术语中的gall、 peptic gland、 pharynx、 pyloric extremity、 sarcolemma等； 解剖学术语中的clavicle、 cotyledon、 follicle、 helix、 tissue等； 动物学术语中的gudgeon、 peccary、 planaria、 salamander、 yoldia等； 电学术语中的Ewing’s law、 ferad、 impedance、 reactance、 phase等。正如词典名称所示， 该词典为标准官话口语和翻译手册， 其编写目的之一是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 故该词典首要面对的使用者是与赫美玲本人一样担任海关职员以及从事翻译的人员。将部定的术语标注出来， 便于使用者准确知悉译名和含义， 体现出词典应有的规范作用。根据韩笑和蔡琦玲的考证， “为了内容的准确性， 他还请了10位北方和部分南方官话区的学者协助， 对词典内容逐条检查， 所有科技及相关专业词条都由相关中外著作提供或由专家校正”^［10］76， 这也体现出赫氏词典“讲究译文语言规范”的特征^［11］424。

第五， 该词典的术语译名呈现归类式翻译的特点， 即采用相同词缀翻译具有相似特征或属于同一类别的术语，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这类词汇。这种归类式翻译尤其体现在对自然科学术语的译名翻译上， 充分体现出编者对繁杂词汇的归纳意识。例如， 化学中的物质以“~精”来翻译， mucin（唾精）、 salicin（水杨精）、 santalin（紫檀精）、 smilacin （茯苓精）、 solanine（黄芨精）等； 地质学中的类别以“~类”来翻译， fungi（菌类）、 goniatites（尖角类）、 gymnomsperms（裸子类）、 hexapods（六足类）、 placentals（胎生类）、 porifera（多孔类）、 pteropod（翼足类）、 radiolarians（射形原虫类）等； 天文学术语中的星宿以“~宿”来翻译， Aquarius（宝瓶宿）、 Capricorn（牛宿）、 Gemini（双子宿）、 Leo（狮子宿）、 Libra（天秤宿）、 Taurus（金牛宿）、 Virgo（室女宿）等。这种归类式翻译方法， “可以在节省篇幅的前提下， 准确再现英语词目的语义和语法属性”^［12］58， 适用性强， 表义明确， 这些“类词缀”^［13］14或“准词缀”^［13］14既能够帮助词典使用者形成学科术语译名的类别体系， 同时也为“汉语词缀化趋势”^［12］58奠定了基础。

第六， 词典对用于多领域的同一术语的学科标签标注较为完善。有些术语不仅仅运用在单一领域当中， 在其他领域也会被赋予相应的概念和含义， 如表 2 中的术语均标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标签。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来说， 全面呈现术语信息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某一术语在不同领域中的含义。在《官话词典》之前， 英汉和汉英词典多作为教材词典， 而该词典一改之前惯例， 以工作词典的身份， 成为翻译人员的实用工具书^［10］89。该词典对于此类术语的处理较为全面， 体现了编者在处理科技术语时的严谨性。另外， 除了正文部分， 该词典在补遗部分补充收录了一些遗漏或新增的科技术语， 例如， 医学术语allantois、 bandage、 cataract； 逻辑学术语antecedent、 dichotomy、 dilemma、 elenchus； 植物学术语alternative、 efflorescence等。

值得注意的是， 该词典收录的术语涉及许多学科的细小分支， 体现出了赫氏清晰的学科分类意识。虽然与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相比， 《官话词典》的学科收录范围稍显逊色， 但在一定程度上， 它也反映出当时的学科发展和相关术语进入汉语的过程； 词典在学科标签的标注方面不只停留在学科大类上， 也将相应的上下位概念进行区分， 既有上位分类， 也有下位分类。例如， 《官话词典》的学科中既有物理学科， 也有力学、 电学、 光学等物理的子学科； 既有数学学科， 也有代数学、 算术、 几何学等子学科； 既有医学， 还有外科学、 解剖学、 生理学。这种上下位概念的进一步区分使得分类更具有系统性。

虽然《官话词典》在术语收录方面亮点突出，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此处略提及一二。首先， 词典的学科标签缺乏统一性： 生理学术语标签既有全拼形式physiology， 也缩略形式physiol； 动物学术语标签既有zoology， 也有zool； 地理学术语标签有些标注geography， 有些则标注geog； 地质学术语标签既有geology， 也有geol； 物理学术语也出现physics和phys两种。其次， 词典中还有一些印刷错误， 如解剖学标签应为anat（anatomy的缩写）， 但词典中却出现了auat字样， 如“articulation auat 節； belly auat 肚子， 肚腹， 肚”。当然， 编者在词典前言中也有写道， 小错误在所难免， 总体来说小疵不足以掩大美。

综上， 与之前几部词典相比， 该词典不仅在收录的单词总量上得到极大扩充， 在术语收录方面更是特点鲜明： 收词范围更加广泛， 术语译名经过严复等人参与的名词馆的认定更加准确， 大大减少了翻译的随意性； 且标注清晰， 编纂工作的严谨性可见一斑。

2 术语收录对比

与以前传教士所编写的英汉词典和其他同类英汉词典相比， 《官话词典》可以说是规模更大、 收录词条更为丰富、 学科门类更加齐全的一部词典。笔者将《官话词典》与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和狄考文的《术语词汇》中的术语收录与译名进行了对比， 下文以地质学术语为例， 收录情况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见， 在术语收词量上， 《官话词典》较《英华大辞典》和《术语词汇》更加丰富。笔者随机抽取的地质学术语在《官话词典》中均有收录， 而在《英华大辞典》和《术语词汇》中均有所缺失， 尤其是《术语词汇》中的收录规模较前两者更小。赫氏从严复那里得到了近30 000条部定词， 经删减后收入《官话词典》的仍有16 000条有余， 这在当时英汉词典中收录术语的数量已属相当可观。

在译名方面， 《官话词典》较另外两部词典更加简洁精炼。 《英华大辞典》中对于术语的译名多为解释性翻译， 例如， gabbro（深绿石与肉色石之总名）、 hematite（铁矿〔分二类， 曰赭矿， 曰棕矿〕）、 slickenside（石隙之平面， 断石层之滑面）、 univalves（单瓣， 单壳之介类， 如蛤螺之类。此翻译方式在医学术语中也有所体现， 比如aspirator（抽验血之具， 吸血具）、 jalap（一种植物根恒用作泻药、 渣腊、 致泻药、 紫茉莉）、 oxymel（醋蜜相杂之药）、 transfusion（贯一獸之血至他獸身内）等。而在《官话词典》中， 精通汉语的赫美玲将以上词汇均翻译得具有更强的概括性， 即“粗渐变石” “朱铁矿， 代朱石” “擦面” “单扇壳， 蛤螺形” “抽具， 吸具” “洋牵牛” “醋蜜” “引注术， 引注血术”。由此可见， “赫美玲传承了蓝本词典《英汉官话》及之前出版的英汉词典（尤其是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中的译法， 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14］159。这些译名更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且不生硬， 更能体现出现代汉语的“近代化”^［15］14。

综上， 《官话词典》较之前的同类词典相比， 无论是常用术语还是术语新词， 收录都更加广泛， 翻译也更加精炼准确。赫美玲在序言中也提到： “汉语中没有英语所对应的相关表达词汇多数是科学领域的， 解释这些词汇需要通过释义或改述来实现， 有时对译会很勉强或是不符合语言习惯， 但是这些词随着语言的发展会被更加自然而地道的表达所取代” ^{［4］preface}。 “字典（词典）中所记词义的更换、 增补、 反复等现象， 足以说明语言接触产生的新词及这些新词融入到汉语词汇的血液中是需要一个过程的”^［16］60， 这也在千叶谦悟对赫氏词典编纂中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中有所体现^［17］， 每一次对译名的斟酌和改进都是一次语言接触的体现。

3 结　语

本文围绕赫美玲《官话词典》中的术语收录进行梳理与分析， 总结其特点与不足， 并与另外两部词典的术语收录及译名进行对比。研究表明， 该词典所收录的术语学科分布广泛， 收词较前人词典更为全面； 译名具有权威性、 准确性和高度概括性， 体现了赫氏对术语新词的敏锐意识与清晰的归类思维。该词典对外国汉语学习者和翻译人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不仅推动了术语收录的发展与术语标准化的进程， 也为我们揭示了部分外来术语进入汉语的路径。

一言以蔽之， 这部词典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 又将承载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的大量新科技术语引入汉语使用者视野， 为中西方语言的碰撞与交流搭建了桥梁， 折射出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如果说马礼逊开创了近代汉外双语辞典的时代， 那么赫美玲的这部词典则标志着以外国人为主体的词典编纂时代渐入尾声。作为一种历史文本， 该词典对双语词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对提升术语翻译质量、 促进西学传播亦具有深远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善涛， 王晓. 汉外语文辞书编纂四百年（1575-1950）［J］. 国际汉学， 2018（1）： 102-108.

[2] 元青. 晚清汉英、 英汉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兴起与发展［J］. 近代史研究， 2013（1）： 94-106.

[3] 雍和明， 罗振跃， 张相明. 中国辞典史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 Hemeling K.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Z］.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5]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 容受与共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6] 颜惠庆. 英华大辞典［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08.

[7] Mateer C. W.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Z］. Shanghai： 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0.

[8] 梅晓娟， 周晓光. 晚清在华传教士与英汉科技词典编纂［J］. 辞书研究， 2007（4）： 131-141.

[9] 郝明义. 从1799年11月9日谈起［C］//网络与书编辑部.词典的两个世界.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10] 韩笑， 蔡琦玲. 赫美玲《南京官话》《英汉国语词典》研究［C］//王澧华， 吴颖， 编. 近代海关洋员汉语教材研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1] 仇志群. 从早期外汉词典看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J］. 中国语文， 1996（6）： 422-427.

[12] 胡开宝. 论英汉词典历史文本对汉语现代化进程的影响［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3）： 57-60.

[13] 韩一瑾.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916（官话）中的“新词”（Modern Terms）［J］. 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2012（1）： 62-70.

[14] 高永伟. 赫美玲《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谱系研究［J］. 国际汉学， 2022（2）： 153-162.

[15] 韩一瑾. 现代汉语形成期的造词语素： 以消亡的“新词”和“术语”为中心［J］. 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2013 （6）： 103-112.

[16] 司佳. 早期英汉词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42（3）： 60-67.

[17] 千叶谦悟.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个例研究： “奇迹”词义的演变［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2（4）： 12-20.

基金资助

上海海关学院2025年校级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海关学术英语Ⅲ/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