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空间形式理论家弗兰克（Joseph Frank）所言： “乔伊斯（James Joyce）是不能被读的——他只能够被重读。”
［1］8 在后世一道道新的理论光束透视下， 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的经典作品常读常新， 异彩纷呈， 不断召唤新的解读视角， 解锁新的作品内涵。 《死者》（
The Dead）是其早期力作、 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
The Dubliners） 的压轴篇， 创作于1906-1907年。故事讲述了都柏林的大学教师加布里埃尔在与妻子参加姨妈家举办的年度圣诞晚会后， 获悉妻子的初恋情人为她而死， 由此产生精神顿悟。乔伊斯曾透露创作意图： “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我试图……描述这种瘫痪。”
［2］88-89 学界多关注《死者》的“道德瘫痪”
［2］85-113，［3］、 精神顿悟
［4］和生死主题
［5，6］， 或从美学
［7‐9］抑或比较文学角度
［10，11］解读； 也有学者注意到作品体现乔伊斯的世界主义和民族意识
［12］， 却鲜少有人聚焦二者的杂糅关系， 以及作家暗示的爱尔兰精神解放之路。
事实上， 20世纪末， 爱尔兰作为西欧唯一的殖民地， 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 运动波及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 不少仁人志士探索爱尔兰民族文艺复兴和精神解放之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乔伊斯亦视爱尔兰民族的精神解放为其创作理想。关于《都柏林人》， 他说： “按现在的方式写完这章道德史后， 我已向民族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13］112-113 对殖民地人民精神解放的分析正契合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20、 21世纪之交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以及他在本世纪发展的伦理学思想。本文运用巴巴最近30年的理论成果， 在历史语境下透视《死者》， 揭示隐含于其中的青年乔伊斯探索爱尔兰民族共同体精神解放之路的思想脉络， 即他首先批判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崇洋主义和守旧排外的部族民族主义这两条歧途， 进而引出开放与传承并举的杂糅新生之路。这一新的解读既说明乔伊斯在创作《死者》时， 其本土世界主义视角开始趋向成熟， 亦可丰富中国与爱尔兰文明互鉴的应用场景， 并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1 歧途一： 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崇洋主义
乔伊斯在《死者》中反思并批判了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顿悟前所走的重外轻内之路。这是一条殖民主义逻辑支配下的文化依附的老路。然而， 在作品中， 这条老路只有从后殖民视角才能看得分明。表面上看， 主人公新潮风雅， 知识渊博， 思想开放， 浸染于英国-欧洲大陆的先进文明。但是， 借助霍米·巴巴理论， 便可发现他内化的殖民者视角及其带来的“道德瘫痪”。
巴巴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 后殖民研究就是关于“启蒙时刻”与殖民的关系研究。他解释道， 起初， 无人认为帝国主义或帝国是非正义的， 它们被视为“正当”， 理由是它令许多被暴君统治的东方国家现代化和基督教化（此处， “东方”是地理概念， 包括现在的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前西方殖民地）， 因此， 那一时期被称为“开化”殖民地民众的“启蒙时刻”。然而， 英国伦理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说过： “我在自己国家是民主人士， 在别人的国家是暴君。”
［14］ 推翻东方暴君的西方殖民者自身也成了暴君， 这一讽刺性事实耐人寻味。以往的帝国叙事多突出殖民者“民主”的一面， 却鲜少涉及其作为殖民“暴君”的另一面； 实际上， 二者并存且形成悖论， 而揭露帝国宏大叙事背面的暴虐真相， 正是后殖民研究的焦点。
帝国叙事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东方， 同样用于地处西方的爱尔兰； “暴君”式的殖民统治也不只是实体统治， 还包括精神毒害。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统治曾遍布全球。它对爱尔兰的统治始于12世纪中叶的诺曼入侵。16到17世纪， 都铎王朝征服爱尔兰后， 开始对之实行殖民统治， 并在政治、 宗教、 语言、 文化等各方面不断深化其统治。1801年， 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 此后直至1921年获得自治权（不包括北爱尔兰6郡）之前， 爱尔兰一直是西欧唯一的殖民地国家。然而， 有压迫便有反抗， 而反抗又招致进一步压制。征服者一方面用铁腕手段严酷镇压爱尔兰人的反抗， 另一方面又以怀柔政策拉拢培植爱尔兰的特权阶级， 以助其进行殖民统治。同时， 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进行系统性的愚民教育， 长期对殖民地古老文明矮化、 黑化、 “野蛮化”和压制， 目的是为殖民主义正名、 阻断被殖民地本土文化发展、 培植殖民代理人， 以维护殖民统治等。爱尔兰并非个例。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印度等原属“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殖民者对这些策略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 以至于像加布里埃尔这样“受过太多教育的新一代人”
1［15］225 意识不到自己已然内化了殖民者视角， 而去帮助殖民者贬低自身文化， 抬高殖民者文化。在当代， 种族问题成为新形态的殖民主义， 被歧视者内化的殖民者视角， 已成为莫里森（Toni Morrison）、 奈保尔（V. S. Naipaul）等后殖民作家批判并揭示种族主义者精神毒害的一个有力武器。
乔伊斯以其超前的思想和文学手法， 展现了主人公内化的殖民者视角。他曾如此规划《都柏林人》的创作： “我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这种‘道德瘫痪’： 童年期、 青春期、 成年期和社会生活。这些故事都是按照这一秩序编排的。”
［2］88-89 显然， 按照计划， 在最后一篇《死者》中， 他会通过社会生活展现“道德瘫痪”， 而晚会作为各色人等社会生活的浓缩空间， 恰好能够集中体现这一主题。
加布里埃尔“道德瘫痪”的症状是重外轻内。一方面， 内化的殖民者视角使他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崇洋派。作为19世纪英式教育培养出的大学教师， 他穿着举止皆是英国绅士的时髦做派： 发式中分向后梳， 戴着金边眼镜， 系着领结， 衣着考究， 皮鞋锃亮。他热衷欧洲旅行， 长期浸润于英国-欧洲大陆文化， 甚至要求家人也接受洋派生活。妻子格莉塔向姨妈揶揄他说： “他可真烦死人了， 什么为了汤姆眼睛晚上要用绿灯罩呀， 要让他练哑铃呀， 强迫伊娃吃麦片粥呀……哦， 可你们怎么也猜不出， 他现在逼我穿些什么！……雨鞋！……下次他要给我买的， 该是一套潜水衣了。”
［15］210 作为崇洋的代表人物， 加布里埃尔跻身爱尔兰特权阶级， 地位尊崇。在姨妈家热闹温馨的圣诞晚会上， 他每年享受发表致辞与切分鹅肉的殊荣。他自命不凡， “顶喜欢坐在丰盛餐桌的首席上”
［15］230。发表引经据典阳春白雪式的的圣诞致辞时， 无论众人是否能听懂， 无一不侧耳倾听。
另一方面， 内化的殖民者视角使顿悟前的加布里埃尔成为殖民者的同谋——他鄙视同胞， 弃绝本土文化。他暗中蔑称晚会上的同胞为“俗人”
［15］258， “这些人的鞋跟的粗俗的磕碰声和鞋底在地板上的拖曳声使他想起， 他们的文化等级跟他的不同”
［15］208。对于当时落后贫穷却民风淳朴、 古韵盎然的爱尔兰西部， 他更是明确排斥， 断然拒绝艾弗丝发出的与同事们同游阿兰岛的邀请。当妻子得知此事， “兴奋地拍手， 轻轻一跳， ‘哦， 去呀， 加布里埃尔， ’她喊着说， ‘我真想再看看高尔韦呢。’他却冷冷道： ‘你要喜欢你就去。’”
［15］223-224 在他看来， “西部是野蛮的”， 并“与黑暗的、令人痛苦的原始主义相连”
［16］248。因此， 妻子来自西部， 一直是他不愿面对的事实。当艾弗丝问“她是康诺特人吧， 是吗？”他答： “她老家在那儿。”
［15］220 言下之意， 妻子现在已是都柏林人了。可见， 西部这一爱尔兰传统文化的保留地， 正是他迫切要疏远的地方。
不仅如此， 主人公在与艾弗丝的对话中， 甚至表现出对爱尔兰语言和本土土地的排斥。
“您为什么要去法国和比利时呢， ”艾弗丝小姐说， “而不去您自己的土地上看看呢？”
“啊， ”加布里埃尔说， “一部分是为了能够跟那几种语言保持接触， 一部分是为了换换空气。”
“难道您就没有自己的语言——爱尔兰语， 需要保持接触吗？”艾弗丝小姐问。
“啊， ”加布里埃尔说， “要说起这个， 您知道， 爱尔兰语不是我的语言。”
……“您难道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去看看吗？”艾弗丝小姐接着说， “您对它一无所知的土地， 您自己的人民， 您自己的祖国？”
“噢， 跟您说真话吧， ”加布里埃尔突然顶撞她说， “我的祖国已经让我厌烦了， 厌烦了！”
［15］221-222他宣称“爱尔兰语不是我的语言”， 貌似偏激， 却客观反映了爱尔兰语的悲惨历史与现状： 1367年， 英国殖民统治者开始施行旨在使爱尔兰盎格鲁化的“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 16世纪， 都铎王朝开始令英语成为爱尔兰的官方语； 1831年， 英政府在爱尔兰推行全英语教学的“国民教育体系”； 1845-1849年爱尔兰爆发大饥荒， 作为爱尔兰语主要群体的底层人口锐减。这些因素使爱尔兰语遭受致命打击， 到乔伊斯时代， 仅在偏远地区使用， 沦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而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则成为爱尔兰的国民通用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也是身份和态度的表征。主人公喊出“我的祖国已经让我厌烦了”， 这既暴露了他内化的殖民者视角， 也揭示了英国殖民者长期精神荼毒爱尔兰人的真相。
在《死者》中， 乔伊斯通过意象暗示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崇洋之路行不通： 套鞋既代表洋货， 又象征主人公对本土人与物的疏离。这种疏离将导致个体社交失败和孤独异化。加布里埃尔与莉莉、 艾弗丝和妻子三位女性的交流均告失败。他对莉莉的失恋一无所知， 冒失地开玩笑说要参加她的婚礼， 还执意用对待儿童的方式赏她小钱。他如此毫不用心且不合时宜， 难怪莉莉心酸地说： “现在的男人都只会说废话。”
［15］207 他被艾弗丝讽作自认是英国人的“西布立吞人”
［15］222， 与之不欢而散。至于格莉塔， 他无视妻子的思乡之情， 拒绝去西部。妻子长期深埋心底的情事未对他吐露过。当他欲火焚烧， 要保护并征服她时， 却不知妻子已被一首《奥格里姆的姑娘》搅得肝肠寸断， 因为那是她少女时代的情人迈克尔生前常对她唱的一首歌。妻子珍藏的爱情与强烈的情感需求都与他无关， 他却俗不可耐地试图用大学教师的身份压煤气厂工人迈克尔一头。老马姜尼的意象更是直击要害。姜尼是主人公外祖父家的拉磨老马。一日出门见到比利大帝骑马的雕像不停绕之转圈， 最终累死。比利大帝即爱尔兰的最后一位武力征服者——英王威廉三世， 他的雕像是殖民者的“丰碑”， 代表充满荣耀和启蒙的大英帝国叙事。这段轶事虽令宾客哄堂大笑， 却也起到寓言意味， 告诫人们崇洋之路走不通。
“此路不通”是因为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弃本崇洋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瘫痪”。一方面， 弃绝本土文化的被殖民者如无源之水， 终将枯竭灭亡； 另一方面， 崇洋只会导致个体迷失， 不仅无法赢来殖民者的尊重， 反会为之轻视， 最终将因身份丧失而难以立足。实际上， 民族性早已在每个人的血脉中流淌， 根本无法弃绝； 而且， 越是遭遇排挤和忽视， 民族身份便越是觉醒， 愈发鲜明。因此， 弃本崇洋不可取， 也不实际。乔伊斯在欧洲大陆创作《死者》时， 切身感受到爱尔兰只是“欧洲被附带一提的地方”
［16］67， 地位卑微。正是他血脉中逐渐觉醒的爱尔兰性， 推动他在作品中批判弃本崇洋。
2 歧途二： 守旧排外的部族民族主义
乔伊斯在《死者》中同样暗示， 守旧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在爱尔兰同样行不通。19与20世纪之交， 爱尔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独立运动相互激发促进， 大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但是， 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选择彻底回归凯尔特传统， 主张重新使用多数国人业已生疏的爱尔兰语， 排斥英语， 以此作为精神解放的唯一路径， 最终走入脱离现实的误区。
正如巴巴在2022年夏威夷的一场访谈中所言： “如今， 假如你建设或命名一个民族， 他们就会立即试着去某处找出其纯粹的起源， 而这完全是一种返祖幻想。”对那些激进排外、 偏狭自负、 意图“返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借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术语， 称之为“部族民族主义者”
［14，17］。
《死者》中的艾弗丝便是这样一位幻想返祖的部族民族主义者。她主张强行回归古老的爱尔兰语传统， 排斥英语。这无异于否定爱尔兰自身的历史与现状、 文化与文学。如前所述， 英语早已鸠占鹊巢成为爱尔兰的国民通用语， “爱尔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作品大部分是用英语写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爱尔兰文学错时的繁荣尤其将英语深深烙印到爱尔兰文化之中。至于爱尔兰语文学……很少有在力度和厚度上足以承载起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品”
［18］78。不仅如此， 爱尔兰人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乔伊斯本人更是凭《都柏林人》 《尤利西斯》 《芬尼根的守灵夜》等作品， 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的现代主义影响。他的《都柏林人》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并成为后世短篇小说家的创作样板。1906年， 即他开始创作《死者》的同一年， 他曾宣讲： “爱尔兰人因使用并非他们自己的语言写作而受人指摘， 但是， 他们已将自己的天赋深深烙印在这种语言上， 使之与各文明国家的文学争辉。然后， 它就被称为英国文学。”
［16］217 此言虽暗含机锋， 却并非夸大其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艾弗丝在晚会上， 除了最后一句告别用爱尔兰语之外， 其他话语， 包括对主人公的指控全是英语。乔伊斯的目的是借此影射民族文艺复兴运动中有关全面恢复爱尔兰语的激进主张。他认为这一主张“不仅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 而且还反映了一种狭隘与自负的民族心理”
［2］4。因此， 同年11月， 他在致弟弟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的信中说： “如果爱尔兰独立方案不坚持用爱尔兰语， 我或可自称民族主义者。”
［16］237艾弗丝的部族民族主义， 还体现在她对外来事物的极端排斥。她反对加布里埃尔与欧洲大陆接触， 甚至反对他为亲英的《每日快报》撰写书评。然而， 历史上爱尔兰人的荣光和英帝国曾有的辉煌早已水乳交融。例如， 文中提及“威灵顿纪念碑”
［15］237， 爱尔兰人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曾代表英国率联军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为英国政府服务； 王尔德（Oscar Wilde）也曾在英国报界工作。巴巴指出， 当今世界， 已很难找到具有纯粹源头的单一文化国家
［17］。历史上一次次的民族融合，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早已造就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杂糅的格局， 多元文化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 守旧排外实则是一种罔顾事实、 偏狭荒谬的“道德瘫痪”。
守旧排外的“道德瘫痪”在爱尔兰影响广泛， 《死者》中的圣诞晚会便是一个缩影。例如， 主人公的凯特姨妈， 当被问及梅勒里山的修士为何夜里睡棺材时， 她一再表示： “这是规定， 就这样。”
［15］235 我们且不论“睡棺材”本身的内涵， 单就她不究原委， 墨守成规而言， 便是因循守旧， 裹足不前的典型病例。此外， 众人对主人公推崇洋货的哄笑声， 也说明守旧排外已成爱尔兰的大众心理。
从巴巴的后殖民视角反观大英帝国叙事， 便会发现爱尔兰的历史实为一部备受外侮的创伤史。共同的苦难使爱尔兰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凝聚力。然而， 一个备受创伤的民族在将自己凝缩成一个坚核的同时， 也易形成严重的守旧排外心理。 “守旧”禁锢人的精神， 阻碍个性发展， 扼杀新生事物和思想； “排外”意味着拒绝吸收外界的先进科技与优秀文化， 如此势必造成营养不良、 “道德瘫痪”和自我窒息。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 世界历史， 包括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 一个民族无论多么强盛， 只要长期闭关锁国， 就必将落后挨打。所以， 守旧排外只会将爱尔兰拖入落后挨打的死胡同。
3 新生之路： 开放与传承并举的杂糅主义
乔伊斯通过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 展望了一条开放与传承并举的杂糅主义路径， 并暗示这是通往精神解放的新生之路。 “精神顿悟”往往需要外部条件的刺激， 即通过某种情景或某些事件唤起人物的感情， 使其茅塞顿开； 它通常发生在人物心理变化的关键时刻， 也是小说真正的高潮
［2］111-112。 《死者》中， 激发主人公精神顿悟的外部事件是妻子告诉他当年她的初恋情人迈克尔带病在雨中唱《奥格里姆的姑娘》， 为她送行， 导致病情恶化而死。
这一外部事件有如催化剂使主人公产生精神顿悟， 迈克尔炽诚的爱情令他的自负与自恋全线崩溃： “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 然而他知道， 这种感情一定是爱。”
［15］262 妻子和迈克尔轰轰烈烈的爱情令他“沉闷的”婚姻生活
［15］251相形见绌； 他豁然领悟妻子珍视的是爱情， 她不在乎爱人是煤气厂工人还是大学教师。当晚， 他连遭挫败， 深陷孤独， 开始重新审视自我， 终于发现自己只是个“可怜又可鄙的愚蠢的家伙”
［15］258。此前， 他从内化的殖民者视角出发， “厌烦祖国”， 鄙视同胞、 嫌弃爱尔兰西部； 此刻， 他承认失败， 开始放下居高临下的身段， 平视迈克尔并去接近他的世界， “他的灵魂已接近那个住着大批死者的领域”
［15］262。那里住着迈克尔、 主人公的母亲和外祖父， 以及威灵顿和民族英雄奥康内尔等“那些去世的伟大人物”
［15］239， 他们汇成了爱尔兰的过去与传统， 无论高贵还是平凡都令他感到“自豪和亲切”
［15］239。他想道： “该是他动身到西方旅行的时候了。”
［15］263 乔伊斯的传记作者艾尔曼（Richard Ellmann）曾对此评论， 主人公“曾经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为堪称楷模的生活方式存在于爱尔兰之外。然而， 与妻子的这场经历使他对最具爱尔兰风情的那一区域和那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无法割舍的心理， 一种接受认同、 甚至钦佩的心理”
［16］250。因此， 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保守的结论： 这场精神顿悟使主人公内化的殖民者视角开始松动， 崇洋之心开始向内转， 转向西部， 转向爱尔兰传统。主人公的精神顿悟是对爱情、 自我、 西部和爱尔兰传统的全新认知。
除了外部事件， 主人公的精神顿悟亦源自前期的心理准备， 尤其是他对爱尔兰人好客传统和爱国情怀的认同。一如李维屏所言， “精神顿悟”不是一种无缘无故、 出乎意料的感悟， 人物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经历了一段心理准备过程
［2］111-112。主人公精神顿悟前， 曾在圣诞致辞中盛赞爱尔兰的好客传统： “在现代国家中（我访问过不少国家）， 我们的这个传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祖先传给我们， 而我们一定要再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这种真诚、 热心、 殷勤的爱尔兰式好客传统。”
［15］238 此外， 晚会后， 他在马车上“像同熟人打招呼似地”向爱尔兰民族英雄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的雕像“快活地”道“晚安”
［15］252。爱国者奥康内尔的雕像与殖民统治者比利大帝的雕像形成鲜明对比， 主人公的举动既体现了他对爱国者的认同， 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精神飞跃。
然而， 乔伊斯在文本中对爱尔兰传统好客美德与爱国情怀的呈现， 似乎与其表现爱尔兰“道德瘫痪”的创作目的相悖。这一悖论的解决需结合文本、 历史语境和巴巴理论来解读。巴巴将同时具有本土和世界双重视角的理念称为“本土世界主义”
［19］， 本土世界主义主要面向草根群体
2［20］xvi-xviii。乔伊斯20岁时， 怀着对爱尔兰“道德瘫痪”的愤懑和对欧洲“楷模”生活的向往离开了祖国。彼时的他虽已具备本土世界主义视角， 但对内忽视爱尔兰的传统美德， 对外尚未看清所谓欧洲“楷模”却轻视爱尔兰人， 也不及他们好客， 所以， 这一视角远不成熟。待到他在异国回望故乡， 爱尔兰文化与英国-欧洲大陆文化不断在心中碰撞， 他便愈发清晰地看到二者各自的优劣， 血脉里的爱尔兰性逐渐觉醒， 也终于“学到了在都柏林没学到的东西， 即成为一位都柏林人”
［16］253。可见， 其本土世界主义视角在不断发展。及至1906年， 他正在意大利构思压轴篇《死者》的创作， 并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有时我想自己对爱尔兰过于严苛了。我（至少在《都柏林人》里）还没有再现都柏林的那些让我感到舒心和留恋的东西……没有再现出都柏林那质朴的偏狭性以及它的热情好客， 而据我所知， 后一美德， 在欧洲其他地方已荡然无存。”
［13］166 于是， 乔伊斯“将他对爱尔兰态度的转变， 以及继之对世界态度的转变体现在《死者》中”
［16］243。他借同样是“访问过不少国家”的主人公之口， 纠正自己过去的“严苛”， “对爱尔兰表示了更友善的态度”
［21］428， 并以此弘扬爱尔兰的好客美德。正如巴巴在《文化的定位》（
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反问： “我们是否要争辩， 就必须两极分化？”
［22］28 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我们便会发现， 乔伊斯在《死者》中既弘扬爱尔兰的好客美德， 又重点批判当时爱尔兰存在的、 以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崇洋主义和守旧排外的部族民族主义为表征的“道德瘫痪”， 二者实则并行不悖。而且， 这恰恰说明青年乔伊斯此时已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 开始全面、 客观地杂糅民族意识和世界主义， 因此， 《死者》标志着他的本土世界主义视角开始趋于成熟。
借用巴巴理论透视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 我们不难发现， 它是爱尔兰本土文化与英国-欧洲大陆文化两种力量在“第三空间”中相互协商、 相互杂糅创生出的新事物。第三空间生于阈限处（liminal space， liminality）。根据《牛津词典》， liminality或liminal源于拉丁文limen， 意为“门槛”。门槛联通内外， 引申为“阈限”。巴巴曾借用非裔美籍艺术家蕾妮·格林（Renée Green）的“楼梯井”比喻， 喻指阈限空间。楼梯井连接上层与下层， 使得上下通行， “防止任何一端的身份固定于原初的两极”。不同文化在阈限处界限模糊， 令人困惑， 易生出“意义冲突和价值冲突”
［22］3-6， 一如《死者》中爱尔兰本土文化与英国-欧洲大陆文化的冲突。但是， 巴巴强调： “相邻两种文化的不同知识与行事风格……应该被协商， 而不是弱势文化被纳入强势文化。”
［22］162 二者协商产生“既非这个也非那个， 而是之外的某物”
［23］83。这是两种力量杂糅创生出的新物质。而“杂糅使殖民表述及其个性话语暴露出问题， 从而逆转殖民者的否定， 由此， 被他们否定的知识进入主导性话语， 并动摇殖民者（原本）权威性的根基”
［22］114。作为美籍印裔思想家， 巴巴深谙身处阈限空间可以看清两边文化的本土世界主义优势。而身处异国创作《死者》的乔伊斯也具备这一优势， 并将这种优势赋予了主人公。
《死者》中， 弃本逐末和转向传统这两条路径， 也曾令顿悟前的加布里埃尔自相矛盾。然而， 当他产生顿悟时， 两种文化与两条路径的确定性均开始松动。一方面， 内置的帝国殖民话语受到质疑， 而它原本对爱尔兰文化的否定进而被否定， 于是其权威性开始动摇。另一方面， 爱尔兰文化传统的确定性也被打破， 两种文化间开始流通， 两种路径的边界开始模糊， 由此产生超越二者的新质， 即主人公对崇洋的自我与传统的爱尔兰的全新认知。
全新的认知带来了开放与传承杂糅的新生希望， 照亮了爱尔兰精神解放的新生之路。所谓开放， 是立足自我的开放； 所谓传承， 是超越传统的传承。主人公对最具爱尔兰风情的西部及那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无法割舍的心理， 一种接受认同、 甚至钦佩的心理”
［15］239， 说明他已找回自己的爱尔兰民族身份。而他在圣诞致辞中盛赞爱尔兰好客传统后话锋一转： “我们不能停留于过去而徘徊不前。”
［15］239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如何超越过去， 超越传统。顿悟后的主人公既已找回爱尔兰身份， 又曾体验英国-欧洲大陆的先进理念和成果， 他已然来到以外来经验丰富本国文化， 即传承与开放杂糅新生的路口。他会不会走上这条精神解放的新生之路？乔伊斯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而是以充满暗示的大雪铺排结局。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 雪花“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15］263。大雪无差别地覆盖着整个爱尔兰， 将个体与整体连在一起， 代表死亡， 也孕育新生， 它无形无相， 无法定义， 因其不确定性而充满无限可能与生机。
开放与传承并举， 这条民族精神解放的新生之路犹如那场覆盖爱尔兰的大雪， 不仅向加布里埃尔个人敞开， 也面向整个爱尔兰民族共同体。 《死者》中， 圣诞晚会上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可谓爱尔兰民族共同体的缩影， 主人公夫妇、 两位姨妈和表妹、 艾弗丝、 莉莉、 唱西部民歌的歌唱家达西、 穷困酗酒却乐于助人的马林斯、 殡葬师布朗等都既暴露出都柏林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瘫痪”， 也展现了爱尔兰人传统中的好客美德和爱国情怀。如果说《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为爱尔兰写下的道德史， 是他“向民族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 1909年（《死者》创作两年后）， 他随妻子诺拉（格莉塔原型）， 从欧洲大陆来到加布里埃尔曾拒绝访问的爱尔兰西部高尔韦和阿兰岛地区， 并发文推介西部风情和爱尔兰传统
［16］324-325， 可算作是他对这条“杂糅新生”路径的亲身实践。
通过霍米·巴巴理论， 我们可发现乔伊斯在《死者》中对“新生”的多处暗示。首先， 他创造了“生死阈限空间”， 通过模糊死与生的概念， 暗示新生的无限可能性。 “生与死相互依存， 是乔伊斯自年少起便一直在思索的主题。”
［16］252 这一主题同样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 如《尤利西斯》（
Ulysses） 《芬尼根的守灵夜》（
Finnegans Wake）等。在《死者》中死去的人， 如迈克尔、 主人公的母亲、 民族英雄奥康内尔等， 仍活在世人的记忆中。然而， 活着的人如顿悟前的加布里埃尔从未体验过真正的爱情， 又因“厌烦祖国”而自断根脉， 一定意义上无异于行尸走肉。年事已高的两位姨妈， 已然接近生死交界的门槛。殡葬师布朗穿梭于晚会上， 热情友好地服务每一个人， 这一点也寓意深刻——死神混迹于生者中间， 却活泼欢乐， 温暖人心。梅勒里山的修士夜里睡棺材， 生者通过体验死亡， 期盼并实现新生。此外， 漫天的大雪无差别地覆盖着生者和死者， 抹除了死与生的界限， 令人不禁对雪下孕育的死中求生充满期待。生与死的定义在此动摇、 流动、 模糊， 在混沌中孕育新生。
其次， 文中不同形态的水形成的阈限空间也暗示新生。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 早已进入西方集体无意识。水在《圣经》中往往代表救赎与新生， 因而成为西方文学的传统意象
［24］76。例如， 《出埃及记》中， 旷野上人畜缺水， 耶和华便使摩西杖击磐石流出水来。尽管乔伊斯曾批判基督教会对爱尔兰人的压制与剥削
［16］256-257， 但是， “基督教在他的脑海中已经由一种宗教微妙地演变成一个隐喻系统， 而且他矢志不移地坚持这一隐喻系统”
［16］66。 《死者》中， 主人公的泪水、 迈克尔淋的雨水、 西行的香农河水和笼罩整个爱尔兰的白雪， 汇成了充满隐喻意义的水的时空循环， 贯通爱尔兰的死者与生者、 过去与现在、 东部与西部等各种阈限空间。 由此， 在基督教隐喻系统的映衬下， 乔伊斯的创作意图得以彰显： 忏悔是救赎的前奏； 从泪水到天上普降的白雪， 喻指主人公从忏悔到有望通过死中求生获得救赎的过程， 预示经过洗礼的爱尔兰民族共同体将开启精神解放的进程。
4 结 语
在霍米·巴巴理论的透视下， 我们可以发现隐含于《死者》中乔伊斯探讨爱尔兰民族共同体精神解放的思想脉络， 即通过批判内化殖民者视角的崇洋主义和守旧排外的部族民族主义两条歧途， 暗示传承与开放并举的杂糅主义才是新生之路。尽管乔伊斯无从知晓巴巴的理论术语， 但他的作品却体现了相关内涵， 也反向证明了巴巴理论的解释力。 《死者》中， 传承爱尔兰好客美德与批判“道德瘫痪”并行不悖， 标志着青年乔伊斯开始跳出西方的二元论思维范式， 也表明他的本土世界主义视角开始趋于成熟， 并为他以后的作品定下本土世界主义的基调。例如，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乔伊斯曾声称他在写《都柏林人》时， “在很大程度上， 我采用了一种处心积虑的刻薄的语体”
［2］89-90。如果说《都柏林人》实现了乔伊斯的愿景， 即以“刻薄的语体”书写并批判爱尔兰的“道德瘫痪”， 从而“向民族精神解放迈出第一步”， 那么《死者》作为压轴篇则辅以饱蘸温情的笔触歌颂爱尔兰的好客美德传统， 继而完成了更进一步的超越——针对民族“道德瘫痪”， 他指出了传承纳新的杂糅新生方向。但是， 必须承认， 这一新生之路无论是对主人公还是青年乔伊斯而言都不甚明晰， 且充满不确定性。乔伊斯基于本土世界主义的新型爱尔兰民族身份也只是开始建构； 从其后来的经历来看， 他在这条新生之路上虽偶有迂回， 也常遇挫折， 却总体向前。
《死者》体现了青年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现实的人文关怀， 以及他对民族共同体未来杂糅开放新形态的期许。这条新生之路在不同领域具有普世性。例如， 六十余年后， 美国小说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改写《死者》， 并因此获得了1973年欧·亨利奖。这一作品收入其短篇小说集《婚姻与不忠》（Marriages and Infidelities）， 书名明确了欧茨的创作意图——对乔伊斯《死者》等经典的传承与变异， 也暗示了异国经典与美国当前现实的杂糅新生。以巴巴理论重读《死者》， 不仅能够丰富乔学研究， 亦可丰富中爱文明互鉴的实践场景。两国皆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苦难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历， 均曾面临民族共同体精神解放的历史课题， 都有传承和开放的现实需求。爱尔兰民族传承与开放的杂糅新生路径， 契合我国的传承创新理念。 正如我国的近代史可为爱尔兰守旧排外的歧途提供镜鉴， 《死者》中暗示的对传统的超越式传承、 立足自身的基础上积极融入世界等思想， 都可为坚持改革开放、 提倡文化自信和“文化走出去”的当今中国提供启示。
2020年教育部一般项目： 霍米·巴巴近20年（“9·11”之后）伦理学转向研究(20YJA752017)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5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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