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序跋研究

Study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Lun Heng

摘要

王充《论衡》站在主流思想对立面， 因其材料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新异性， 后世对其毁誉参半， 影响了《论衡》一书的刊刻和流传。序跋是后世接受《论衡》的重要材料， 多由《论衡》的收藏者、 评点者、 爱好者、 批评者、 刊刻者等所撰， 故以序跋为切入点， 不仅能较为清晰地展示《论衡》各个版本的刊刻、 流传过程， 厘清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源流， 也能够通过各个时期对《论衡》的批评， 揭示出在当时的文学理论、 思想倾向、 社会生态等的影响下， 序跋作者在肯定王充的价值和维护主流思想之间的复杂心态， 这成为《论衡》接受史的重要部分。同时， 所作序跋对当时社会情况亦有所反映。总之， 《论衡》的序跋作为《论衡》文献整理和研究颇为重要的一环， 其价值值得被重视。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ichness of its materi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its thought， Wang Chong’s Lun Heng which stoo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mainstream thinking， received mixed reviews from later generations，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Lun Heng.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re cruci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Lun Heng’s acceptance history. They are mostly written by the collectors， commentators， enthusiasts， critics and publishers of Lun Heng. Therefore， taking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not only enables a clear 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various editions of Lun Heng， but also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s and origins among these different editions.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criticisms of Lun Heng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it is possible to reveal the complex mental state of the authors of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who were caught between affirming Wang Chong’s value and maintaining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theories， ideological tendencies， and social ecology at that time. This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acceptance of Lun Heng， and also reflects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In conclusi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Lun Heng ar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the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of this work， their value deserves to be recognized.

关键词

《论衡》 / 序跋 / 版本流传 / 接受

Key words

Lun Heng /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 the dissemination of versions / reception

《论衡》在流传过程中， 众多学者文人为其作序作跋。关于《论衡》序跋的整理和研究， 学界早有关注。民国时期兴起整理《论衡》之热， 出现了大量《论衡》校注本， 如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附录、 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 黄晖《论衡校释》附编等， 皆按时代顺序罗列了《论衡》在历代书目文献中的著录信息， 以及文人作品中的《论衡》序跋和评述《论衡》的资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蒋祖怡《王充卷》以三十年之力， 继续梳理了《论衡》的接受材料， 其专列“《论衡》的版本和序跋”一节， 对《论衡》的序跋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但在此基础上， 关注《论衡》序跋学术价值的研究较为薄弱， 虽有如邵毅平《论衡研究》、 李维武《王充与中国文化》， 以及一些硕博论文在论述《论衡》接受情况时， 涉及到一些《论衡》序跋材料的研究， 但多是零散， 并未有专门的研究出现。因此， 发掘《论衡》序跋的价值， 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1 《论衡》序跋的文献价值

《论衡》的序跋由收藏者、 评点者、 爱好者、 批评者等所作， 因他们多参与了《论衡》诸版本的刊刻， 故其所作的序跋， 综合起来对于《论衡》各个版本的刊刻过程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

据现有序跋材料和研究可知， 目前所知最早的刻本为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杨文昌刻本。杨文昌序言其得《论衡》“俗本七” “史馆本二”， 精研校刊， 并募工刊印：

余幼好聚书， 于《论衡》尤多购获， 自一纪中得俗本七， 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 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 各三十卷， 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 讨寻众本， 虽略经修改， 尚互有阙遗， 意其謄录者误有推移， 校勘者妄加删削， 致条纲紊乱， 旨趣乖违， 傥遂传行， 必差理实， 今研核数本之内， 率以少错者为主， 然后互质疑谬， 沿造本源， 讹者译之， 散者聚之， 亡者追之， 俾断者仍续， 阙者复补， 惟古今字有通用， 稍存之， 又为改正涂注， 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1］

此段文字除交代了杨文昌刻本校对、 成书过程外， 从中亦可知《论衡》在杨本之前存在的版本情况， 即为“俗本”和“史馆本”， 分别为二十七卷和三十卷。三十卷这一编次多出现在历代官私目录之中， 二十七卷的编次除了在唐代马总《意林》中出现外， 后世书目少有著录， 但至少说明民间曾流传《论衡》二十七卷本。

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 绍兴知府洪适因《论衡》“转写既久， 舛错滋甚， 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2］， 重刻《论衡》， 其书版保存至会稽蓬莱阁； 至元代， 洪适刻本被斡玉伦徒（字克庄）和宋文瓒重加校正、 补刻， 即为绍兴府刻元修本， 此时， 斡玉伦徒担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 宋文瓒担任绍兴路总管， 他们在任期间， 对《论衡》进行了修补， 元韩性所写之序记录了这一过程：

宋庆历中， 进士杨文昌所定者， 号称完善， 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 岁月既久， 文字漫灭， 不可复读， 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 重加校正， 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 而其本复完。^［3］

绍兴府元宋文瓒补修本经历了弘治、 正德、 嘉靖三次补修， 即为绍兴府刻元明递修本^［4］。关于明代《论衡》的版本流传， 朱学勤《论衡》跋文又提供了新的内容：

王仲任《论衡》三十卷， 自宋已无善本， 庆历五年杨文昌合校诸本， 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 始为完书， 乾道乙亥洪文惠重锓诸会稽， 至元间刘氏又刊之， 正德之初， 板存南雍， 今俱不可得见矣， 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 而脱误无从是正， 余得此本于京都书肆， 尚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 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 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 然《招致》之缺， 仓光之讹， 则两本俱同也。^［5］

从朱学勤《论衡》跋文可知： 其一， 绍兴府元宋文瓒补修本后转入南京国子监中； 其二， 明代之后， 《论衡》最为通行的版本是通津草堂本； 其三， 朱氏认为其所得本子为明人传录于宋椠本， 是一种明代的抄本。

通津草堂本是明代苏献可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所刻， 后续该本衍生了一系列本子， 已知的程荣《汉魏丛书》本、 阎光表刻本、 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 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 皆是以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刊刻的。关于它们的刊刻过程， 《论衡》序跋中亦有相关信息， 如阎光表刻本。从傅岩、 刘光斗、 施庄、 阎光表所作序文可知刻本由来：

何幸武林阎子子仪者， 散黄金以收书， 穷白日而问字。唐虞已下， 元明已上， 牙签万轴， 邺架同观。检之果得《论衡》善本， 盖宋进士杨文昌所刻也。余所评阅， 不无纰漏。因拜付子仪氏， 托以精加印勘， 大肆研综。并觅良二镌之， 以广其传。子仪氏乃闭门屏迹， 与一二友人翻覆仇校， 一如仲任著书时。洎成， 而枣梨楮墨之费且不赀矣……余因同门友傅野倩得子仪， 余与子仪俱称仲任知己可也， 而野倩其媒也。^［6］220

以上虽仅列刘光斗所作之序， 但仍可知刘光斗与傅岩为同门友， 傅岩与阎光表为密友， 刘光斗嗜好王充《论衡》， 惜其讹误较多， 欲广求善本校仇刊印。傅岩作为共同好友进行引荐， 刘光斗由此得以结识藏书巨富的阎光表， 最终成就了《论衡》天启本， 即为阎光表刻本。

又如王谟《论衡》跋文， 展示了《论衡》 《增订汉魏丛书》本的刊印过程：

今何氏丛书于两汉诸子书收采略备， 谟已次第授梓， 独以《论衡》文繁， 资斧不继， 虑难卒业。会移署南昌学篆， 因以此事商之顾东田明府， 东田故博雅， 亦病此书不纯， 重惜丛书缺而不完， 即出百金佐剞劂费， 并以其本属次公校刊。则此书之得以复为流布者， 东田明府之力也。^［6］222

《汉魏丛书》包括程荣辑《汉魏丛书》、 何允中辑《广汉魏丛书》、 王谟辑《增订汉魏丛书》。也就是说在王谟之前已经存在《汉魏丛书》 《广汉魏丛书》， 但好于辨伪纠讹的王谟有感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存在较多谬讹， 因此重新订正， 重编目次， 增入十种汉魏著作， 成《增订汉魏丛书》一书。最初王谟因《论衡》文繁、 不纯， 且赀资不继， 恐难授梓， 后因顾东田明府“惜丛书缺而不完”乃出百金， 才使得《论衡》付梓。

以上， 通过对几篇《论衡》序跋文的分析， 《论衡》版本的形成过程便可简单、 清晰地了解， 亦可见《论衡》版本的成书之波折。

2 《论衡》序跋的接受史价值

《论衡》接受史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 目前所见的《论衡》序跋文中多有提及， 如杨文昌《论衡》序： “即募工印刊， 庶传不泯， 有益学者， 非矜己功， 不敢同王蔡之徒， 待搜之， 然后得而共， 问之， 然后言其益也。”^［1］ 可以知道， 无论是简述《论衡》的传播过程， 还是以蔡邕秘之《论衡》于帐中， 来对比突出自己刊刻《论衡》欲传之世的胸襟， 皆可作为证明蔡邕之于《论衡》传播重要性的依据， 是《论衡》成书初传的重要材料。笔者已有论文作专门论述， 此处便不展开^［7］。

除了蔡邕之于《论衡》流传的意义， 历代《论衡》序跋在接受史上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体现在宋代以来人们对于《论衡》的态度。 “攻之者众， 而好之者终不绝欤！”^［8］1033 《四库全书总目》很好地总结了《论衡》一书两千多年间的命运。虽然目前可见的序跋仅反映了宋以来《论衡》在几个时间段的接受情况， 但亦是这条结论的真实写照。

2.1 宋元时期

《论衡》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传， 已经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典籍。隋唐时期， 在三教并行的背景下， 作为融众家思想的《论衡》， 它不再作为“异书”被个别文人学者所收藏、 所了解， 而是进入大众视野， 被人们所熟知。进入宋代， 在重文政策的影响下， 文人学者对王充及其《论衡》仍保持极大兴趣， 如官修、 私修类书大量引用《论衡》内容。虽然唐代兴起的古文运动要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 但是直至宋初， 仍未有大变。因此， 在此背景之下， 从杨文昌《论衡》序中仍可见对《论衡》思想和文风的称赞：

订百氏之增虚， 诘九流之拘诞， 天人之际， 悉所会通， 性命之理， 靡不穷尽， 析理折衷， 此书为多……其文取譬连类， 雄辩宏博， 岂止为“谈助”、 “才进”而已哉？^［1］

杨文昌高度评价了《论衡》的批判精神和文风， 这与宋代重视知识、 唐代以前书籍留存较少、 理学思想尚未大行等原因有关。但宋庆历之后， 儒学势力加强， 程朱理学逐渐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 自杨文昌之后， 文人学者对于《论衡》便展开了猛烈的批评， 不仅批评《论衡》的文风， 斥其论辩方式、 文繁等， 而且称《论衡》为“谈助”的意味也发生了变化， 已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推崇变为宋人的嘲讽， 这亦见于杨文昌反问“岂止为‘谈助’ ‘才进’而已哉”。可见这一变化。自唐代刘知几首次斥责王充为不孝， 宋人对于王充“不孝” “非圣”的批评更加激烈， 并成为这一时期《论衡》接受的特点， 因此很难再出现像杨文昌对于《论衡》的这般评价。元代， 涉及《论衡》的文献不多， 元人韩性的评论亦沿袭宋人的路子。 “谈助”所指的内容已然发生变化。在高似孙的“谈助之言， 可以了此书矣”^［9］478观点的影响下， 元人韩性在序中亦言： “故其为书， 可以谓之异书， 而不可以为经常之典。观其书者， 见谓才进， 而实无以自成其才， 终则以为谈助而已。”^［3］

2.2 明代中后期

明代中后期，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镇的发展， 社会风气发生了改变， 市民文化蓬勃兴起， 人们追求生活上的闲适、 放纵、 奢侈， 在审美上尚奇尚异， 明代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便谈到： “世俗好怪喜新， 姑以是动人耳目。”^［10］1005 嘉靖以后的明朝， 出版业十分发达， 以上审美情趣的转变和出版业的发展， 皆为《论衡》在明代的接受创造了条件。

此时期， 不同于明代前期的沉寂， 《论衡》广受善评， 刘光斗、 傅岩、 阎光表、 施庄、 沈云楫极力赞扬王充及其《论衡》， 自称王充知己。刘光斗在序文中一再表达嗜爱《论衡》之情； 阎光表在序文中不仅称《论衡》在内容上囊括万千， 而且在风格上集各时代之长； 傅岩盛赞《论衡》能成一家之言。他们对于《论衡》在内容、 风格、 表达方式上的赞美皆表现出了与宋人的不同， 也表现出与晚明以前的突破^［11］。沈云楫作于万历戊子孟冬的《论衡》程本序言开篇便言能够代表东汉永元之季立言者为王充、 王符、 仲长统三人， “并振藻垂声， 范史亦类而品之”^［12］， 此一评价提高了王充三人在文学史、 思想史上的地位。接着， 沈氏又提出数世后， 为何《论衡》受到关注和追捧， 而王符《潜夫论》、 仲长统《昌言》则寂寥无闻。对于此问题， 沈云楫作了自己的解释。在解释的语言中， 沈云楫通过与《潜夫论》、 《昌言》作对比， 多方面称赞《论衡》：

言贵考镜于古昔， 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 要如持衡入宝肆酌昂抑免， 哗众尔已。 《潜夫》一论， 指讦时短， 牴牾卤略， 罔所考镜。而公理之《昌言》， 好澶漫而淡宕， 辄龃龉于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帚视之， 奚其传？仲任少宗扶风叔皮， 而又腹笥洛阳之籍， 其于众流百氏， 一一启其扃而洞其窍愤俗儒矜吊诡侈， 曲学转相讹赝而失真， 乃创题铸意， 所著《逢遇》迄《自纪》， 十余万言， 大较旁引博证， 释同异， 正嫌疑。事即丝棼复遝， 而前后条委深密， 矩矱精笃。汉世好虚辞异说， 中为辨虚， 凡九， 其事櫽， 其法严， 其旨务祛谬悠夸毗以近理实， 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 下淑词坛听睹， 令人诵之泠然。斥吊诡而公平， 开曲学而宏钜。譬一闹之市， 一提衡者至， 而货直锱铢， 率画一无殊喙。^［12］

沈云楫认为， 比之王符《潜夫论》的“指讦时短， 牴牾卤略， 罔所考镜”， 仲长统《昌言》的“好澶漫而淡宕， 辄龃龉于世而不相入”， 王充《论衡》最重要就在于“贵考镜于古昔， 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正是由于王充师事扶风班彪， 游学于洛阳， 于市肆之众流百家之书无所不读， 才能够旁征博引， 于汉世虚辞异说， 释同异， 正嫌疑， 使得谬说虚言近理实。沈云楫又将《论衡》之精神形象譬之闹市中持衡者之度量衡， 经过度量， 货值锱铢便明白晓然， 这无疑是将《论衡》比作了汉代学术的标准。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沈云楫肯定了王充“不惮与昔贤聚讼”， 这里的昔贤应该指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 贤人， 这一评价是对《论衡》“疾虚妄”精神的高扬。因为对于《论衡》“疾虚妄”精神的评价， 比之宋代的严厉批判， 斥责为名教罪人， 明代折衷人士的既有批评， 又有肯定， 沈云楫此篇序可谓不遗余力地称誉《论衡》， 为《论衡》“疾虚妄”精神摇旗呐喊。沈云楫生活在明清之际， 然而进入清代以后， 随着清代思想的僵化， 沈云楫这种盛赞《论衡》的情况少之又少了。

2.3 清代中后期

清代中后期， 一方面， 严酷的文化政策下， 学人重考据， 实用主义之风盛行； 另一方面， 官方斥责《论衡》“非圣” “不孝”。因此， 此时期， 对于《论衡》的评价， 虽有中立之声， 及肯定《论衡》“资考证”的价值， 但对其“背经离道”的批评则更明显。王谟、 钱大昕、 谭宗浚、 朱学勤等人的序跋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特点。

王谟《论衡》跋。对于《论衡》的“二十余万言”， 王谟认为“纯驳互见， 瑕瑜不掩”^［6］222， 因为前人言及较多， 故其并未具体展开。关于《论衡》体量之大， 在其初传之时已有讨论， 后代的看法正如《论衡》一书在历代的流传一样， 毁誉参半， 批评者认为“文重” “不能纯美” “琐屑之言”， 称誉者认为其为“巨文”， 当然更多是如王谟一般， 以中立态度去审视； 关于《论衡》之流传情况， 王谟疑惑《论衡》除了《招致》一篇， 余篇皆传世， 而王充推重的桓谭《新论》却无一篇章流传， 并非仅王谟一人疑惑， 究其原因， 王谟在跋文中尝试给出的理由可作为其对于王充思想的接受： 蔡伯喈曾秘藏《论衡》不传， 《论衡》却较为完整的传之后世， 《新论》欲传而不得， 故全篇亡佚， 仿佛之中蕴含着偶然性和命定论。此处所提及的偶然性和命定论是王充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大昕《论衡》跋。钱大昕作为清乾嘉时期的学者， 一方面认识到了《论衡》“资考证”的价值； 另一方面激烈抨击王充为“名教罪人”， 其理论之悖^［13］：

《论衡》八十五篇， 作于汉永平间， 自蔡伯喈、 王景兴、 葛稚川之徒， 皆重其书， 以予观之， 殆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乎！观其《问孔》之篇， 掎摭至圣， 《自纪》之作， 訾毁先人； 既已身蹈不韪， 而《宣汉》 《恢国》诸作， 谀而无实， 亦为公正所嗤。其尤纰缪者， 谓国之存亡， 在期之长短， 不在政之得失； 世治非圣贤之功， 衰乱非无道之致；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 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 善恶之证， 不在祸福。呜呼， 何其悖也！后世误国之臣， 是今而非古， 动谓天变不足畏， 《诗》 《书》不足信， 先王之政不足法， 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14］478

作为“一代儒宗”的钱大昕， 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尊师重道和孝悌文化使其不满于王充非难孔圣、 毁祖誉己， 加之乾隆皇帝怒斥王充“非圣灭道”， 而当时文化政策严酷， 因此， 两相作用之下， 钱大昕如此抨击王充， 既否定他的人品， 称其为“小人”， 又否定其观点。

谭宗浚《希古堂集》中有《论衡跋》一篇， 从几个方面展示了其对于《论衡》的看法： 其一， 正如刘知几、 晁公武、 高似孙、 吕公南、 黄震、 郎瑛等人对于《论衡》的指摘一般， 谭宗浚开篇便提出《论衡》在论古、 论事、 论理、 论物上皆存在阙谬， 并提出其舛驳谬误、 自相矛盾之处不可枚举。我们可以看到谭宗浚所举的例子， 若放到他所处的时代， 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 是时人对知识、 对自然的理解。但如果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识去看待他所提出的《论衡》之失， 其他不谈， 姑且只论对自然界的看法， 王充所言更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符合今人对问题的理解， 谭宗浚的观点反而具有历史局限性。比如“论事之失”所举的“日月为不圆， 土龙不能致雨”^［15］， 王充的观点具有唯物论思想， 谭宗浚所主张的观点更符合古人信奉的天人感应等神秘思想； 其二， 谭宗浚虽批评《论衡》自相矛盾处不胜枚举， 但将其原因归为文士发愤著书， 由此造成言论过激。 “发愤著书”由司马迁提出， 指心有郁结， 不得伸展， 故借著书以发挥， 强调了作者穷且益坚的品质及其展现的批判精神。将《论衡》的“持论过激”与“发愤著书”联系起来的， 并非此一处， 黄震《黄氏日抄》： “盖充亦杰然以文学称者， 惜其初心发于怨愤， 持论至于过激， 失理之平。”^［16］1795 《四库全书总目》： “盖内伤时命之坎坷， 外疾世俗之虚伪， 故发愤著书， 其言多激”^［8］1032， 如此， 似乎让人们对于《论衡》“持论过激”多了份理解与同情； 其三， 谭宗浚从《论衡》之内容联系到王充之人品：

充此书虽近于冗漫， 而人品则颇高， 当其时谶纬方盛， 异说日兴， 而充独能指驳偏谬， 剖析源流， 卓然不为浮论所惑， 其识见有过人者， 又阴窦擅权之际， 明章莅政之初， 不闻藉学问以求知， 托权门以取进， 其淡然荣利， 不逐时流， 范史特为取之。^［15］

王充所处时代， 谶纬神学思想弥漫， 虽然王充不免受到时代影响， 学说中有矛盾之处， 但整体上能以“疾虚妄”为宗旨， 反对一切神秘、 虚妄的思想， 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卓见。王充在《自纪》篇言其性格“性恬澹， 不贪富贵”^［17］1191； 言其为人“不好徼名于世， 不为利害见将”^［17］1189言其交友“为人清重， 游必择友， 不好苟交”^［17］1190，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又有同郡谢夷吾上书章帝举荐王充之才学， 章帝特诏公车征， 王充因病不行。以上皆符合谭宗浚赞王充之“不闻藉学问以求知， 托权门以取进， 其淡然荣利， 不逐时流”。上述两点使谭宗浚赞充之人品颇高， 这与以往学者批评王充为“名教罪人”大相径庭； 其四， 对于《论衡》“颇资证据”的特点， 谭宗浚以大篇幅举例说明《论衡》内容可考古事， 亦可考当时之事：

且其中议论甚详， 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 如谓尧为美谥， 则足见三代以前之谥法； 引孔子云， 诗人疾之不能默， 邱疾之不能伏， 则足见孔门之轶事； 引公孙尼子、 漆雕子、 宓子诸家之言， 按《汉志》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漆雕子》十二篇、 《宓子》十六篇， 则足见古时之旧说； 谓《论语》之篇但尺八寸， 不二尺四寸者， 取怀持之便， 则足见古人书册之制； 谓始皇未尝至鲁， 谓孔子至不能十国， 则足订太史公之误， 此皆足考古事者也。其足考当时之事者， 如谓古人井田， 民为公家耕食， 今量租刍， 何意？一业使民居更一月， 何据？年二十三儒， 十五赋， 七岁头钱二十三， 何缘？则足证当时之食货； 谓有尉史、 令史， 无承长史， 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 两县不言， 何解？郡言事二府， 曰敢言之， 司空曰上， 何状？赐民爵八级， 何法？名曰簪褭上造， 何谓？吏上功曰伐阅， 名籍墨将， 何指？则足证当时之文案； 吏衣黑衣， 宫阙赤单， 何慎？服革于腰， 佩刀于左， 何人备？著絇于履， 冠在于首， 何象？则足证当时之舆服； 以及所称邹伯奇、 袁太伯、 袁文术、 周长生等， 《后汉·文苑传》皆未载， 所称郁林太守张孟尝， 近人《广东通志表》皆未载， 《验符》篇言， 甘露降泉陵、 零陵、 洮阳、 始安、 冷道五县， 今《后汉书》仅称零陵、 洮阳二县， 《吉验》篇言陈留东莞人虞延位至司徒， 今《后汉书》实作东昏人， 此皆足考当时之事者也。^［15］

考之古事， 包括三代以前之谥法、 孔门之轶事、 古时之旧说、 古人书册之制， 以及订太史公之误等。考当时之事包括当时之食货、 文案、 舆服、 人物， 以及甘露所降之地、 虞延之籍贯等。总之， 谭宗浚所举皆是为了说明《论衡》“颇资证据”。无论清人在主流层面如何斥责王充为人和《论衡》文风， 但对于《论衡》“颇资证据”这一点是极其认可的， 因为他们在著述中大量引用《论衡》的材料； 其五，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 利禄诱惑下， 章句之学得以兴盛并走向极端， 东汉学风一改章句之学为主， 而形成博通的特点。王充《论衡》一书中有所呈现， 他在《谢短》篇中批评儒生： “夫知古不知今， 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 谓之盲瞽。”^［17］555 王充虽倡导博通而不守章句， 但并不代表其于训诂无所解， 而是经学造诣颇深， 正如谭宗浚所言“今观是书所引， 则经学宏深， 迥非后人所及”^［15］， 此言亦指明了《论衡》在经学方面的价值。以上是谭宗浚跋文中涉及的对《论衡》的评价， 虽有批评， 但整体来说称赞的多， 主要体现在对王充人品、 《论衡》“颇资证据”、 深通经义的肯定。

朱学勤《论衡》跋文亦如此。对于《论衡》言语多辨的特点， 朱学勤虽然和前人一样认为其有“繁冗”之失， 但又指出如此特点更能使读者对《论衡》内容产生兴趣， 使内心疑惑释然。然而， 朱学勤并非一味地推举《论衡》的“正俗决疑”， 对于《论衡》中的一些内容， 诸如“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 《礼》三百， 《左氏传》三十篇， 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 齐鲁河间得九篇， 本三十篇”^［5］， 朱学勤亦指出“疏舛之甚”^［5］， 并提醒学者不要以王充处于东汉， 就对其言论深信不疑， 要有怀疑精神。朱学勤幼年便用功甚勤， 年十六， 姚元之叹其才华可与唐之陆贽、 宋之马端临相比肩， 曾国藩亦称赞其“学足论古， 才足干时， 后来之重器也”^［18］42。除此之外， 朱学勤又不迷信权威。正是得益于其通今博古， 有质问群经疑义的精神， 才能对于《论衡》中的内容有所怀疑， 做到不尽信古。

3 结　语

序跋的学术价值， 学界早有共识。有关《论衡》的序跋而言， 首先， 序跋确实揭示了《论衡》版本的形成过程， 有助于梳理《论衡》的版本体系； 其次， 历朝历代对《论衡》的评价， 包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 思想批评等内容， 是建构《论衡》接受史的重要资源。 《论衡》的历代序跋为反映各代接受情况提供了材料，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上文可以看到， 囿于《论衡》序跋的数量， 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 审美趣味、 知识水平、 思想观念等， 《论衡》序跋所反映的仅是各个时代接受特点的一部分， 不能据此概括某个时代《论衡》的接受特点。例如， 明代《论衡》广受好评， 刘光斗、 傅岩、 阎光表、 施庄、 沈云楫极力赞扬王充及其《论衡》， 称自己为王充之知己， 而且《论衡》在明代也出现了大量刊本， 如通津草堂本、 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万历间何允刊《广汉魏丛书》本、 明天启间刻本、 天启六年阎光表刻本， 但这只是明后期的情况， 实际上， 在明前期， 《论衡》虽现存明初刻本， 但是对于《论衡》的接受， 仍处于低迷期。明中叶， 人们对王充及其《论衡》的关注虽增多， 但并非如明后期这般， 其情况用胡应麟提倡的“折衷”态度看待《论衡》比较合适： 既肯定《论衡》破除了“浮诡不根之习”的价值， 也指出《论衡》“辩乎其所弗必辩， 疑乎其所弗当疑”^［19］276的不足。所以说， 《论衡》的接受情况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简单用一条材料概括， 它因社会风尚、 思想观念、 文章观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而《论衡》的序跋只能作为一个时期接受特点的支撑材料， 虽如此， 研究者也不能忽视其意义和价值。最后， 序跋撰写者对《论衡》的评价， 往往受所处时代影响， 同时， 序跋内容也可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态的重要资料， 《论衡》序跋的内容亦是如此。综上， 《论衡》的序跋作为《论衡》文献整理和研究颇为重要的一环， 是《论衡》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充.论衡［M］.明万历二十年（1952）新安程氏刻本.

[2] 洪适.盘洲文集： 卷六十三［M］.清（1644-1911）抄本.

[3] 王充.论衡［M］.苏献可通津草堂明嘉靖十四年（1535）本.

[4] 郑易林.《论衡》版本源流考［J］.文献， 2022， 11（6）： 8-24.

[5] 朱学勤.结一庐遗文： 卷下［M］.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6] 蒋祖怡 ．王充卷［M］．郑州： 中州书画社， 1983．

[7] 唐笑琳 ．汉末《论衡》初传： 论蔡邕“入吴始得《论衡》”说［J］．名作欣赏， 2021（32）： 70-72．

[8] 永瑢，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9] 高似孙.高似孙集［M］.王群栗， 点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10] 东山主人.云合奇踪序［C］//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11] 唐笑琳 ．刘光斗评点《论衡》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0（3）： 98-104．

[12] 王充.论衡［M］.程荣明万历（1573-1620）《汉魏丛书》本.

[13] 唐笑琳.《四库全书》视域下《论衡》的接受［J］.诸子学刊， 2021， 11（1）： 167-175.

[14] 钱大昕 ．潜研堂集［M］．吕友仁， 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5] 谭宗浚.希古堂集： 卷二［M］.清光绪十六年羊城刻本.

[16] 黄震 ．黄震全集［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7] 黄晖 ．论衡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8] 张佩纶.涧于集［C］//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五六六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9]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基金资助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论衡》序跋整理与研究(2022SJYB21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论衡》接受研究(23FZWB016)

2024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