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石刻大全》阙误补正六则

李开林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42 ›› Issue (4) : 8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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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26, Vol. 42 ›› Issue (4) : 87 -91. DOI: 10.62756/xbsk.1673-1646.202686
三晋文学与文化研究

《三晋石刻大全》阙误补正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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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to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one Carvings i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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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检朱彝尊《曝书亭集》, 知其在1664至1667年三年游历山西期间, 所访之碑计25通(每通均有朱作跋文), 所撰碑文计7通。在收录山西石刻史料的《三晋石刻大全》(以下简称《大全》)中寻检这32篇碑刻史料, 发现《大全》仅收录了其中的7通; 其余未收录的25通当中, 有3篇具有较重要的文献价值, 《大全》应收而未收录; 另有3篇, 《大全》误将朱彝尊的跋、 记当作原碑文收录其中, 造成了误导。文章对此6处阙误进行了补正, 以裨学界对相关史料更准确之使用, 亦可为“晋学”研究体系之史料扩展提供路径参考。

Abstract

Zhu Yizun’s Pushuting Ji shows that during his three-year tour of Shanxi from 1664 to 1667, he studied 25 monuments (each of which has a postscript by Zhu) and wrote 7 monument texts. In the search for these 32 inscriptions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one Carvings in Shanxi, i.e. San Jin Shi Ke Da Quan(referred to as Daquan), it is found that the Daquan only included 7 of them; among the rest of the unrecorded 25 inscriptions, there are three, which the Daquan should have included but did not, with important documentary value; the other three, the Daquan mistakenly included Zhu Yizun’s postscript as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resulting in a misleading. This article makes corrections to these six errors to facilitate the more accurate academic use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lso to provide a path for the expa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 of Jin Studies as a reference.

关键词

《三晋石刻大全》 / 朱彝尊 / 碑学 / 晋学

Key word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one Carvings in Shanxi / Zhu Yizun / monument inscriptions studies / Ji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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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林. 《三晋石刻大全》阙误补正六则[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2(4): 87-91 DOI:10.62756/xbsk.1673-1646.20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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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朱彝尊(1629-1709), 曾在1664~1667年间游历山西。期间, 他最主要的活动是考察山西的历史遗迹、 遍访金石碑铭, 并对其做了深入研究。这段经历对朱彝尊本人和清代学术史、 艺术史和文学史产生的影响, 学者们已多有论及1。相对而言, 从地域文献积累角度探讨朱彝尊游晋意义的成果则较为少见2。纵观朱彝尊的游历, 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山西。据笔者统计, 朱彝尊在晋期间所访之碑总计25通(每通朱彝尊均有跋或记), 自撰碑文7通, 这些记述成为记录一方历史、 风俗、 人情的重要一手资料。那么, 收录山西石刻史料的《三晋石刻大全》(以下简称《大全》)是否把朱彝尊所访、 所撰之碑铭文献亦采择其中?文献准确程度如何?笔者对照朱彝尊《曝书亭集》和《大全》参看, 发现与朱彝尊相关的32篇碑刻史料, 《大全》仅收录7通; 其余25通中, 笔者认为有3篇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大全》应收而未收; 另有3篇, 《大全》误将朱彝尊的跋、 记当成了原碑文收录其中3, 造成了误导。故本文梳理出朱彝尊在山西所访之碑, 以及所撰之碑的情况, 对上述失收3篇和误收3篇共六处阙误进行补正, 以求有裨于学界更准确使用相关史料。

1 朱彝尊在山西所访、 所撰之碑与《大全》收录情况

笔者从朱彝尊《曝书亭集》当中, 梳理出了朱氏在山西所做的诗文, 将其中涉及访碑经历的篇目提取出来, 对照《大全》标注其收录的情况, 列两表如下:

表 1 共列出25通碑铭, 其中第12、 13、 22通碑铭, 《大全》均已收录, 第1、 4、 5、 6通碑铭朱彝尊所见为拓本, 原碑不在山西, 故《大全》不收录; 第7、 8、 9、 10、 14、 15、 16、 21通碑铭, 因大多在今太原市晋源区, 而《大全》尚未出版晋源区卷, 故可待将来出版相应卷时收入; 第3、 17、 18、 20、 23、 24通因碑文多佚, 可列入“存目”; 本文重点指出的是第11、 19通碑铭, 属于应收而未收的篇目。第2、 25通碑铭, 则是误收的碑铭。

表 2 列出了朱彝尊所撰的碑文7通, 其中第1、 2、 3、 7通均已收录; 第4、 5通, 因相应的市县区卷未出版, 故未收录; 而第6通则是应收而未收的篇目。另外, 《大全》大同市大同县卷, 误将朱彝尊的《云冈石佛记》当作碑刻史料收录其中, 实际上这篇记是朱彝尊游览大同云冈石佛后所作的一篇古文, 并非碑记, 也无立碑之事, 故不能算作石刻史料。下面对《大全》应收未收的3篇(表 1 中的第11通和第19通, 表 2 中的第6通)和误收的3篇(表 1 中的第2通和第25通, 以及《云冈石佛记》)进行补正。

2 《大全》阙录的三篇碑文补遗

2.1 《赠太保李良臣碑》

此碑与安定郡王李光进碑、 太尉李光颜碑合称“三李碑”, 后二碑在今晋中开发区使赵村北变电站南墙外[1]13-17。 《大全》晋中市榆次区卷收录了李光进碑、 李光颜碑, 唯独缺失李良臣碑。此碑在朱彝尊访得时, 即已“仆地折为二段”[2], 残碑今已不知去向, 此或为《大全》未收碑文的原因。然此碑虽已不存, 碑文却载于王昶《金石萃编》等书。碑文为李宗闵撰, 杨正书, 立于长庆二年(822年); 李良臣父子三人在平定“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中, 功勋卓著。朱彝尊曰: “光进、 光颜皆以功盖天下, 时人以大、 小大夫别之。”[2]529 其历史价值自不待言。另外, 碑文中还记载了一些史传不载的细节, 比如“兄弟孝睦, 载于旧史, 而碑称光颜平吴元济师旋, 请于朝, 葬其兄, 则史传所未及”[2]529。又如“碑书光进为安定郡王, 史没其文”[2]529, 朱彝尊认为碑辞比史书更为可信, 说: “吾意碑辞定不诬矣。”[2]529 碑文中对兄弟二人关系及封号的记载, 可补史料之阙, 将其收入《大全》, “三李碑”亦可成为全璧。

2.2 《唐故大将军上柱国郭君碑》

朱彝尊于康熙丙午(1666年)秋, 在汾阳县北七十里郭社村行经沟中, 访得此碑。碑立于乾封二年(667年), 现存于山西汾阳永安镇北太符观。 《大全》吕梁市汾阳卷未收。

碑文皆骈俪语, 首二行剥裂郭君之名字, 门第与撰文者皆阙, 故仅知其为郭君, 不知其名。 《全唐文》、 王昶《金石萃编》皆收录了原文, 但阙字较多。故宫博物院藏有《郭君碑》明初拓本, 较《金石萃编》多七十三字。结合三书之记载, 郭君生平大体可知。郭君为跟随唐太宗攻霍邑者之一, 朱彝尊转引碑文云“挥霜钺而斩老生”[2]521, 可知郭君即斩杀宋老生之人。关于“宋老生”为何人所杀, 史传记载不一。 《旧唐书》载宋老生弃马投堑, 甲士斩之。 《新唐书》则称为刘弘基所杀, 温大雅《创业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绳上城, 军头卢君谔所部人跳跃及斩之[2]521。如果没有此碑, 世人皆无从得知挥刃者即为郭君。存此碑文, 可正史传之误。

2.3 《虸蚄庙碑》

此碑为朱彝尊撰, 《大全》未收。 “虸蚄者, 害稼之物。”[2]674 以虸蚄为神名, 反映了农人“报祀于田祖, 祈年于天宗”[2]674的民间信仰。虸蚄信仰在山西较为普遍, 《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收郑士裕撰《重修虸蚄庙碑记》, 立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3]115、 武敦撰《重修虸蚄庙记》, 立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3]141、 周克睿撰《重修虸蚄庙碑序》, 立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3]188, 长治市武乡县卷收李郁模撰《虸蚄庙重修碑记》, 立于乾隆四年(1739年)[4]167、 阳泉市盂县卷收石鸣涛撰《重修藏山行祠暨八蜡殿碑记》, 立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5]411, 皆是民间虸蚄4信仰兴盛的证据。朱彝尊此文为介休虸蚄庙所作, 是介休地区农事信仰的重要资料。这一篇碑文还表达了对佛道之说的排斥, 亦是清初知识分子思想心态向着儒家思想收归统一的直接反映。

3 《大全》误收的三篇碑文举正

3.1 《大同府普恩寺碑》

《大全》大同市大同县卷收录了《普恩寺碑跋》一文, 编在“已佚石刻”中。文前“简介”说: “清初立, 具体年代不详。”[6]215 按: 编目和简介均有误。 《普恩寺碑跋》实际是朱彝尊因朱弁(1085-1144年)作《大同普恩寺碑记》而写的一则跋文, 并非碑文。大普恩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小南街西侧, 始建于唐, 五代晋初改名为大普恩寺, 明英宗时赐名“善化寺”, 俗称南寺。善化寺内今存4方碑刻,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一碑最为有名[7]37。清人胡聘之所撰《山右石刻丛编》(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收录了原碑文。碑文记述了善化寺在辽末毁于战火的情况, 以及僧人圆满大师重修寺庙的壮举, 全文共计1 076字, 是善化寺仅有的最早的文字资料,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编者不仅将朱彝尊的跋文当成原碑文录入, 且以为此碑已佚, 实属失考, 故此拈出, 以纠此谬。

3.2 《霍山庙建文元年碑》

《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收录了《霍山庙建文元年碑跋》一文, 简介曰: “明建文元年刊, 原碑立于霍州城中镇庙内。碑文由太史朱彝尊撰写, 原碑已失。”[8]631 按: 简介错误有二。第一, 原碑文并非朱彝尊撰写, 而是建文帝敕文, 遣序班周敖、 国子监生袁纲, 致祭于中镇霍山之神, 刊刻立石。简介中已言该碑立于明代建文元年(1399年), 朱彝尊为清初人, 二者相距二百余年, 何以能撰写碑文?可见编者失察之甚。第二, 简介说原碑已佚, 误; 此碑尚存。20世纪70年代, 中镇庙大殿拆毁, 此碑一度遗失。2019年, 此碑重回原址, 后由当地文保部门建廊保护。 《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出版于2014年, 无从得见原碑, 但在再版时可纠正此错误, 将其列在现存石刻之目, 并可一并迻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所录碑文。

霍山庙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因为有关建文皇帝事迹的碑刻、 文字记载等等, 在靖难之役后, 几乎被抹除殆尽。朱彝尊跋文中说: “自燕师靖难之后, 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 旧典遗文去之惟恐不尽, 乃普天之下, 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间。世之君子有志于补修惠宗实录者, 辞虽不多, 所宜大书特书布在方策者也。”[2]539 顾炎武也说: “后之君子, 每痛国史不存, 建文一代事迹无从考证。若使通雅之士, 历深山穷谷而求之, 如此碑者, 世间或尚有一二, 不止霍山庙也。不犹愈于罗永庵之诗, 程济、 史彬之录, 伪撰而无稽者乎?”[9] 这通碑记对于补充明史建文一代之史事,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3 《云冈石佛记》

《大全》大同市南郊区卷收录了此文, 文前简介云: “清康熙初年立。游者朱彝尊作记。此碑早佚。”[10]375 这篇记的确出自朱彝尊之手, 但此记并非碑记, 而是一篇游记。朱彝尊曾多次前往云冈寺观览大佛, “睹石像之怪伟, 退而作记”[2]659。朱彝尊在此记中对异端思想进行了抨击, 对统治者沉溺释氏之说、 耗费民力之举进行了批判。这篇游记完成后, 朱彝尊将其寄给了“ 州李先生”, 可见这既是一篇游记, 也是一通书信, 而非碑记。既非碑记, “康熙初年立” “早佚”等说自然不成立, 属《大全》失察误收。

4 结 语

《大全》在浩繁的史料当中搜罗三晋石刻史料, 工程量巨大, 整理殊为不易, 难免出现疏漏。对于应收而未收的三篇石刻史料, 不宜求全责备。但也须看到, 涉及朱彝尊的石刻史料, 在录文上存在诸多瑕疵。 《大全》所据多为当地方志文献, 虽取用便捷, 但过度依赖方志文献可能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方志文献转引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文献已遗漏在外, 无法完整展现当地石刻史料的面貌。这提示我们, 除了方志文献外, 对于石刻史料的汇编, 既要注重实地考察, 亦不能忽略像朱彝尊、 顾炎武等在山西有过访碑活动的清代金石学家的著作, 如朱彝尊《曝书亭集》、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等。其他金石学著作, 如王昶《金石萃编》、 胡聘之《山右金石丛编》也是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 二是编者易将方志中的跋、 序、 记等文, 误当做原碑文而录入, 缺少核查考辨, 以致张冠李戴。本文指出的三篇误收之文即属此情况。

本文以朱彝尊在山西访碑的经历为线索, 指出了《大全》收录石刻史料的六则阙误。笔者也由此想到朱彝尊等人对于“晋学”研究的价值问题。当下的区域文化史往往是在通史的架构下填塞地方资料, 选取各阶段有影响的山西籍文化名人作为该地域文化的发展主线。类似朱彝尊这样的非山西籍, 但曾在山西长期生活过的学者或诗人, 其实在晋学研究体系中较少被论及。事实上, 应当将研究的视角从“籍贯山西”拓展到“在山西游历、 长居”的文化名人, 这样会有利于为山西地方通史、 文化史、 地方文献编纂、 撰写提供新的、 更为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拓宽取材来源和撰写视角, 也可纠正现有通史类著作、 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因此, 把朱彝尊等人在山西的活动、 创作和对山西的意义纳入到“晋学”研究体系中去, “晋学”研究必然将更加细致、 准确和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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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民.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榆次区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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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曝书亭全集[M].王利民, 校点.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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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民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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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武乡县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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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民 .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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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大同县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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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辉 .大同[M].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1.

[8]

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

[9]

顾炎武. 金石文字记[M].清嘉庆十一至十七年虞山张氏刻借月山房汇钞增修本.

[10]

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南郊区卷[M].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

基金资助

2022年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朱彝尊在山西的金石书画艺术活动与影响考论(22BF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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