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申请设立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高等院校特征分析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pplying for the new medical guiding undergraduate major for the first time

摘要

目的 了解医科院校首次申请设立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情况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方法 查询教育部网站公开发布的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确认首次批准申请设立的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高等学校名单，并对检索到的医科院校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申请设立情况及特征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12所医科院校中，38所院校首次申请设立了新医科引导性专业，包含62个专业。与双一流高校相比，非双一流高校申请设置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比例更高（21.0% vs. 6.7%）。独立的医科院校较综合院校有更高的申请新医科引导性专业设置比例（30.0% vs. 7.1%）。独立的中医药院校、教育部直属院校、东部发达地区院校以及民办院校并未显示出更高的申请设置比例。 结论 不同特征高校申请设立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积极性不尽相同，尤其是双一流高校以及综合院校的积极性不高。高校需要从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出发新增专业，充分评估学校自身的优势与专业特色，做强、做优新医科引导性专业。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applying for new medical guiding undergraduate majo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We queried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and documents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identify the lis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pproved for establishing new medical guiding majors for the first tim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then conducted on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newly approved majors across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sults Among the 212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38 have applied for new medical guiding majors for the first time, including 62 majors. Compared with 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ies, non-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ies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ew medical guiding majors (21.0% vs. 6.7%). Independent medical schools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new medical guiding majors than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s (30.0% vs. 7.1%). Independent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s in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and private colleges did not show a higher applying ratio. Conclusi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how different enthusiasm in applying for new medical guiding majors, particularly with lower initiative observed in "Double First-Class" institutions and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need to add new majo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orientation and conditions, fully evaluate their advantages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guiding majors of new medicine.

关键词

新医科 / 引导性专业 / 本科专业

Key words

new medicine / guiding major / undergraduate major

为加快新医科建设，引导高等学校加快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2023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1］，以供有关高校在增设新医科引导性专业中参考。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以及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的发展新态势，设置的5个新医科引导性专业分别为：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和生物医药数据科学^［2］。2024年9月13日，教育部发布《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3］，2024年度拟新增专业535个，涉及353所高校，这535个专业中就包含了首批申请新增的新医科引导性专业（以下简称引导性专业）与对应高校。2025年4月，教育部也公布了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4］。本文通过对首次申请新增引导性专业的医学高校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与未申请设置引导性专业的医科类院校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发现首次申请设置引导性专业本科院校的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资料

查询教育部网站公开发布的相关数据和文献资料，确认申请设立引导性专业的高等学校名单。

1.2 研究方法

对检索到的引导性专业设置情况及特点进行统计学分析。

对于高校的特征，本研究进行如下分类：①“双一流院校”与“非双一流院校”：本研究采用第二次（2021年）中国“双一流大学”评选结果，共有147所大学获评“双一流大学”，其余大学本文界定为“非双一流院校”。②“独立医科院校”与“综合大学医学院（部）”。③“独立的中医药院校”与“非独立的中医药院校”。④根据院校的主管部门，可以将院校分为教育部直属、其他部委（比如民族委员会、工信部等）属以及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属几种情况。基于此，本研究将院校分为“教育部直属”和“非教育部直属”两种情况。⑤“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本研究中新专业申请设置比例主要涉及定性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组间比较，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首次申请设置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院校汇总

据《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3］的相关资料显示，在212所医科相关院校中，关于5个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申请情况，涉及38所院校62个专业，其中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和生物医药数据科学专业数量分别为11个、14个、17个、13个和7个（表1）。其中沈阳医学院、贵州医科大学均布局了4个新专业，数量最多，中国药科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均布局了3个新专业，其他院校及专业情况见表1。

申请设置引导性专业的38所院校，基本特征如下：①以35所“非双一流”院校为主（占92.1%），双一流院校仅有3所（占7.9%）；②以30所独立医科院校为主（占78.9%），综合院校仅有8所（占21.1%）；③独立中医药院校仅有5所，比例较低（占13.2%）；④除了2所教育部直属院校以及1所民委直属院校以外，地方院校高达35所，占92.1%；⑤以32所公办院校为主，仅有6所民办院校。

2.2 不同特征院校申请设置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单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本科高等医学教育办学模式有许多特征，而不同特征院校设置新医科引导性专业的比例有所不同（表2）。从申请新专业设置比例来看，在167所“非双一流”高等医学院校中，有35所（占21.0%）设置了引导性专业，而45所“双一流”高等医学院校仅有3所（占6.7%）设置了引导性专业（P=0.027）；独立的医科院校较综合院校有更高的新专业设置比例（30.0% vs. 7.1%，P＜0.001）；独立的中医药院校、教育部直属院校、东部地区院校以及民办院校并未显示出更高的设置比例（P＞0.05）。

3 讨 论

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文件，首次正式提出“新医科”概念^［5］。此处的“新”并非“新旧”的“新”，而是“创新”的“新”，是学科专业建设的一种理念。医学教育模式由“重治疗”向“预防”“康养”延展，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大健康理念已成共识，再加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要求医学教育发展必须重视新医科新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6］提出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6］。

在《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1］中，设置了5个新医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引导性专业有前瞻性、交叉性和融合性的专业特点，体现了鲜明的需求导向，既为了满足百姓的健康实际需求，也是为了匹配健康产业的延伸发展。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均需要专门学科来辅助，新设专业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口。而后，部分医药院校及时响应，于2024年便申请设立相关引导性专业，本研究发现在212所医科相关院校中，设置引导性专业的院校已达38所（占17.9%）。

单一学科发展的深度往往受限，而横向跨界实现“1+1＞2”的交叉学科可丰富学科内涵，更有利于推动健康产业纵深发展^［7］。基于此，首次设立的引导性专业均为交叉学科，“交叉融合”是其共性特征。从新专业课程设置上看，它们均横跨若干主干学科，属于“大跨度”交叉：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属于医工交叉，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属于医理文交叉，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属于医理信交叉，直接推动了新专业的产生。学科交叉是孕育交叉学科的丰厚土壤，其并非原有学科的简单叠加。有时强调学科交叉比建立交叉学科更重要^［8］，尤其是在设立引导性专业中需要关注到该问题。

从常识出发，综合大学的医学院（部）似乎更有交叉学科的优势，但本研究发现并非如此，综合大学反而并未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在新医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部分综合类院校虽然资源丰富、硬件设施齐全，却同时存在对医学本科新专业的建设相对不够重视的现象，反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效率。

医学院校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开启长期独立办学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推动一批医学院校与综合大学合并，从而形成了综合大学医学院（部）与独立办学医学院校并存的高等医学教育办学模式，但是独立办学医学院校依旧是我国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本研究发现，在设置新医科引导性专业方面，独立的医学院校较综合大学医学院（部）更积极，设立新专业的比例已达30.0%，远远高于综合大学（7.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医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部）中“双一流”大学较多，比如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为代表的医学院（部）。从学科与师资而言，“双一流”大学设立新专业的实力相对更强，但本研究却发现，这些“双一流”大学并未表现出对新办引导性专业更强的积极性，在45所“双一流”医科院校中仅有“中国药科大学（独立设置的药科大学）”“南昌大学（地方综合大学）”“山东大学（教育部属综合大学）”3所设置了引导性专业，远低于“非双一流”院校的积极性。推测可能原因如下：①部分“双一流”院校可能认为现有本科专业尚且可以满足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其设置引导性专业的动力就会降低。②新医科交叉专业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在本科教学基础上贯通本硕博教育，重视研究生教育，培养科研工作者；另一种是加强学生多种技能，面向就业市场培养复合型人才，以本科教育为主。相对而言，“双一流”大学更重视前一种模式，能在研究生阶段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培养方向的，就不必非得新增一个本科专业。③由于本次5个引导性专业在有较多医学类课程的背景下，并没有授予医学学士学位，而是授予工学、管理学、理学等学士学位。“双一流”院校，尤其是“双一流”综合大学的医学部（院），想要设立引导性专业，则需要与其他学院（如管理学院等）进行协调，或许也会降低学校整体对引导性专业的反应速度，这些都值得进一步调查与研究。

民办医学本科院校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本研究发现，在33所民办本科院校中，6所已成功设立新专业，积极性不亚于公办院校。虽然民办院校的资源不如综合院校丰富，但其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在新医科背景下，民办医学院校也在紧跟国家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医+X”人才培养模式^［9］，积极申办新专业，是否会出现“弯道超车”的效果，尚需进一步从毕业生的胜任力来考察。

5个新医科引导性专业中，要考虑与现有医科相关专业潜在的替代性和雷同性。

（1）“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前者更注重于培养具有医学背景的工程师，涉及更多的医学课程和实践环节；而后者则更注重于生物医学信号的处理、医学成像等方面，涉及更多的生物医学和工程技术的结合。但是，两个专业主干课程都涉及生物学、医学和工程学，培养目标都旨在培养医学与工程科学相结合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其就业前景相似，都涉及医疗器械与设备的研发、生产、维护等方面。

（2）“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与“养老服务管理专业”。尽管前者更注重医学知识和健康管理能力的培养，后者更侧重于管理和运营能力的培养，但两个专业都紧密围绕老年人群的健康与服务需求进行设置，在课程设置上都包含一些与老年健康、养老服务相关的基础课程，都旨在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3）“健康与医疗保障专业”与“医疗保险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旨在培养具备医疗保险领域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医疗保险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专业背景与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就业领域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雷同性。

（4）“药物经济与管理专业”与“药事管理专业”。尽管前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后者授予理学学士，具体课程设置和就业方向可能因学校而异，但二者都旨在培养具备药学、管理学、经济学多学科交叉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以满足医药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其专业背景与定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以及就业领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雷同性。

（5）“生物医药数据科学专业”与“生物信息学专业”。在专业定义、专业内容和应用方向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两个专业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应用价值，如前者主要应用于生物医药研发、临床试验、医疗数据分析等领域，而后者则更多地应用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等大数据分析领域。但它们仍然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共性：①数据驱动：两者都依赖于大量的生物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②跨学科：两者都融合了生物学、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③应用领域：两者在生物医学研究中都有广泛的应用，为药物设计、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支持。这两个专业都旨在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以满足生物医药领域对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和科学研究的需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雷同性。各个院校在设立新专业时要予以充分考量。

本研究还发现，独立的中医药院校、教育部直属院校、东部地区院校未显示出对引导性专业更高的热情。加快医学人才的培养，并非盲目扩大规模，而是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平衡好培养规模、结构、质量与能效的内在关系^［10］。正确看待短期内需求与资源不匹配、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发展性问题，杜绝急于求成、数字政绩、形式主义的短视问题^［11］。

高校的学科专业和培养模式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动态调整势必会受到高校、院系、教师局部利益和传统观念的掣肘。高校需要从自身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出发新增专业，应该以专业调整为抓手，将民众健康需求放在首位，瞄准市场和技术的新变化，充分评估学校自身的优势与专业特色，整合优势资源，把新医科引导性专业做强、做优、做出特色，为国家培养出更符合战略需求的交叉复合型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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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

北京市高层次公共卫生技术人才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