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伴随着极高的心理压力,其压力源具有鲜明的专科特异性,主要包括产科急诊的高负荷与节律紊乱
[1-3]、妇科肿瘤的频繁死亡暴露与临终关怀
[4-7],以及辅助生殖等技术带来的复杂伦理困境
[8-10]。此外,性别文化因素
[11-12]与职业性的躯体耗竭
[13-16]也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挑战。这些多重压力不仅威胁身心健康,也可能对学业表现产生潜在影响。
既有研究
[2,11,15]多聚焦于医学生和住院医师的心理健康,但针对妇产科研究生这一专科群体的量化实证证据明显不足,尤其是心理困扰如何影响其理论学习与操作技能尚缺乏系统研究。一些经典的理论框架,如资源保存理论
[17]与社会支持的缓冲假说
[6],提示了社会支持和导师指导可能是缓冲压力、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潜在资源;职业社会化学说
[18]也强调了导师在专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然而,这些理论框架及其指明的保护性因素,在妇产科研究生这一高压专科教育情境下的具体作用机制与效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验证。一些“心理-学业”关联机制的理论框架对上述压力给予了一些解释,如资源保存理论提示,高压环境可导致认知与情感资源耗竭,进而抑制专业能力构建
[17];职业社会化学说理论则强调认同感对专业发展的驱动作用
[18];而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则具有情境特异性
[6];自我效能理论进一步指出,成功临床体验带来的自信是转化压力、促进能力发展的关键心理机制
[19]。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空白:源于妇产科领域的、关于心理困扰与学业表现(理论与操作)的量化证据不足;对不同来源社会支持(尤其是临床导师)的保护性效能评估缺失;上述理论框架在专科教育情境下的整合验证尚未开展。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研究生为样本,进行一项探索性研究,初步探索其特定心理健康维度(如急诊压力、死亡暴露相关情感耗竭、生殖伦理困境焦虑)与学业表现(理论成绩、操作技能表现)之间的关系;分析主要专科压力源的可能调节作用;识别影响学业表现的关键心理风险因素与潜在保护因素,旨在为后续构建理论模型和设计干预措施提供初步的、机制性的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4年3月—2025年8月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专业在读研究生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妇产科专业在读研究生;②自愿参与并完成全部问卷。排除标准:非本专业学生、关键变量缺失、开放题无效回答>30%。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共发放问卷92份,排除无效问卷21份(关键变量缺失15份,开放题回答无效6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71份,有效回收率77.2%。本研究最终纳入71例有效样本,所有参与者均为统招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型。
1.2 调查方法
问卷由研究团队根据研究目的设计,并包含经过验证的标准化量表(GAD-7、PHQ-9)。调查前进行预测试(n=10),确保问题表述清晰。正式调查通过加密网络平台分发,受试者可在手机或电脑端填写。数据收集过程中,IP地址限制防止重复提交,记录答题时长,调查完成后即时记录到Excel数据库。采用匿名电子问卷收集以下数据。
①一般资料:年龄、性别、年级、实习完成情况等。
②学业成绩:通过自我报告理论成绩与操作技能成绩(0~100分);为评估自我报告数据的有效性,本研究随机抽取20名参与者,将其自我报告的理论成绩与上一学年的官方存档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高度正相关(Pearson r=0.78, P<0.001),表明自我报告成绩虽非客观指标,但具有较高的相对有效性。
③心理健康: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
[20]评估焦虑症状,共7个条目,评分为0~3分(0=根本没有,1=有几天,2=超过一半的时间,3=几乎每天),总分0~21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21]来评估抑郁症状,该量表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为0~3分(0=根本没有,1=有几天,2=超过一半的时间,3=几乎每天),总分0~27分(其中,对第9条“想到自己最好死去或以任何方式伤害自己”的应答评分>1分时,即启动心理危机干预预案),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④社会支持:采用自编社会支持量表评估参与者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和临床导师的支持程度。该量表包含3个条目,分别针对3个支持来源,采用Likert 5级量表计分(“1=很小”至“5=很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8。为检验结构效度,对71份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KMO值为0.72,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χ2=85.4, P<0.001),提取出1个特征根>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5%,各条目因子载荷均>0.7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单维结构效度。在预测试阶段,邀请5名医学教育与心理学专家对量表条目进行评分,内容效度指数为0.83,表明条目内容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⑤压力源:采用自编压力源调查表,要求参与者从预设的清单中勾选其在研究生期间经历的主要压力来源类型(可多选),包括学业压力、科研压力、临床实习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该清单基于文献回顾和专家咨询制定。该压力源调查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预测试后,对“人际关系压力”等表述模糊的条目进行了优化,明确为“同事/医患人际关系压力”。
⑥应对方式:评估个体在面对压力时采取积极应对(如运动、交流)与消极应对(如逃避、拖延)策略的频率,采用Likert 4级量表(“1=几乎不”至“4=一直”)进行测量。该维度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⑦开放性问答:设置两道开放性问题,用于收集参与者关于“心理健康对学业表现影响”的主观陈述及其对“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建议,旨在获取质性资料以补充量化分析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n(%)]表示,组间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回归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开放题(Q33、Q34)采用内容分析法,由2名研究人员在未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独立进行编码,识别主题类别,包括“心理健康影响学业的机制”(如注意力分散、学习效率下降、临床表现受限)与“改善建议”(如减轻临床任务、加强心理咨询、优化导师支持)。
采用三角互证方法,将定量分析结果(如高焦虑者成绩偏低)与定性描述(如“焦虑时难以看书”)主题进行交叉验证。
1.4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阶段进行了预测试(n=10)并邀请3名专家(含2名医学教育专家、1名心理学专家)评阅,确保内容效度。正式调查采用加密网络平台,通过IP地址与答题时长限制确保数据质量。数据收集后,对随机抽取的20名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成绩与官方成绩进行相关性验证。在定性分析中,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并通过计算Cohen's Kappa系数评估编码者间信度(Kappa = 0.82,表明一致性极佳);编码不一致之处由第三位研究者参与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最终纳入有效样本71例,样本人口学与临床特征见
表1。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25.85±1.88)岁,女性占绝大多数(91.55%),研一占28.17%、研
二占35.21%、研三占36.62%,52.11%的学生已完成妇产科临床实习。
2.2 心理健康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
学生的理论成绩为(81.83±8.17)分,操作技能成绩为(80.75±8.98)分。心理健康总分(GAD-7+PHQ-9)的理论范围为0~48分,本样本实际观测范围为0~35分,均值为(9.58±10.01)分(其中GAD-7均分为5.34±5.19,PHQ-9均分为4.24±5.06)。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主要变量间的关联(
表2)。焦虑与抑郁得分间存在高度正相关(
r=0.83,
P<0.001)。同时,焦虑和抑郁得分均与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
P<0.001),其中焦虑与理论成绩的负相关关系最强(
r=-0.53)。此外,理论成绩与操作技能成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r=0.74,
P<0.001)。
为深入考察心理困扰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建立了以理论成绩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首先,以焦虑总分为预测变量的模型整体显著,F(1, 69) = 26.84,P<0.001,R2=0.27。焦虑可显著负向预测理论成绩(b=-0.82,t=-5.04, P<0.001)。其次,以抑郁总分为预测变量的模型也整体显著,F(1, 69)=15.32, P<0.001, R2=0.20。抑郁同样可显著负向预测理论成绩(b=-0.70, t=-4.20, P< 0.001)。
压力源调查(多选题)结果显示,研究生报告的前3位压力源分别为科研压力(81.7%)、学业压力(63.4%)和临床实习压力(60.6%)(
图1)。为考察压力源数量与心理困扰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压力源数量与抑郁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r=0.38,
P=0.001),表明个体报告的压力源种类越多,其抑郁症状往往越严重。
此外,作为一项补充分析,本研究分析心理健康总分(GAD-7与PHQ-9之和)与理论成绩的关系。线性回归模型整体显著,F(1, 69)=22.67, P<0.001, R2=0.25。心理健康总分可显著负向预测理论成绩(b=-0.41, t=-4.76, P< 0.001),即总分每增加1分,理论成绩下降0.41分。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了压力源数量在焦虑与理论成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①纳入控制变量(年级)和中心化后的自变量(焦虑得分)、调节变量(压力源总数),模型显著(
F(2, 68)=15.73,
P<0.001);②纳入交互项(焦虑得分×压力源数量)后,模型解释力显著提升(
R2变化量=0.04,
F(1, 67)=5.12,
P=0.027),且交互项系数显著(
b=-0.21,
t=-2.26,
P= 0.027)。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高压力源条件下,焦虑对理论成绩的负面预测作用(
b= -0.48,
P<0.001)显著强于在低压力源条件下的预测作用(
b=-0.22,
P=0.045)。这表明压力源数量强化了焦虑对学业成绩的负面影响(
图 2)。
在社会支持方面,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不同来源(家庭、朋友、导师)的支持水平进行比较,并将年级作为组间因子。Mauchly球形度检验表明数据不满足球形假设(
W=0.885,
P= 0.017),故采用格林豪斯-盖斯勒校正结果。校正后结果显示,支持来源的主效应显著[
F(1.79, 121.96)=4.31,
P=0.019,偏η² = 0.060]。描述性统计显示,家庭支持(4.39±0.75)、朋友支持(4.41±0.69)和导师支持(4.18±0.76),3种社会支持来源的评分分布见
图3。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年级学生在社会支持感知上无显著差异,年级主效应不显著[
F(2, 68)=1.04,
P=0.359]。
为进一步探讨导师支持的作用,以其中位数(4分)为界,将参与者分为高导师支持组(导师支持=5分,n=27)和低导师支持组(导师支持≤4分,n=44)。高支持组的操作成绩(83.74±8.89)高于低支持组(78.91±8.63)。为探讨导师支持对理论成绩的影响,并控制年级、临床实习完成状态和应对方式等潜在混杂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这些变量后,导师支持对理论成绩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1.12, t=0.50, P=0.619)。
为检验导师支持对操作成绩的独立预测作用,在控制年级、临床实习完成状态及积极应对方式后,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显著[F(4, 66)=5.21, P=0.001, R2=0.24],表明这些变量共同解释了操作成绩19.4%的变异。其中,导师支持对操作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4.26, t=3.29, P=0.002)。同时,年级也对操作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4.21, t = 2.90, P=0.005)。而临床实习完成状态(P= 0.137)与积极应对方式(P=0.408)的预测作用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
2.3 质性主题(三维影响路径)
对开放性问题的内容分析揭示了心理困扰影响学业的3条路径。
(1)认知功能受损(53.5%):部分参与者报告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如1名参与者提及“焦虑时难以看书,字句在眼前跳跃却无法理解”,这一主观感受与量化分析中焦虑与理论成绩的显著负相关结果相互印证。
(2)职业认同动摇(35.2%):部分参与者表现出对职业价值的怀疑和未来发展的迷茫。1名研二学生写到:“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一名妇产科医生”。值得注意的是,88.0%的提及此问题的参与者同时将“就业压力”列为主要压力源。
(3)临床执行阻滞(40.8%):主要表现为临床决策中的犹豫和行动迟缓。这一问题在未完成实习的参与者中更为突出(72.4%),如1名参与者描述“在模拟抢救时,明明知道步骤,却因害怕出错而不敢动手”。
此三重路径形成级联效应,为心理健康总分预测理论成绩下降提供了可能的机制解释。
此外,质性分析识别出学员普遍经历的“高压-耗竭-恢复”循环,部分人通过临床成功体验获得自我效能感。该心理体验循环的机制示意图见
图4。
2.4 混合洞见(韧性保护机制)
定量与定性数据交叉验证,提示以下保护性因素。
(1)社会支持缓冲作用: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家庭支持水平与焦虑得分负相关(家庭支持每增1分,焦虑得分平均降低0.83分,P=0.002),然而,质性资料中普遍反映临床导师的支持相对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保护效能。
(2)积极应对策略的学业保护作用: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采用积极应对策略高分组(≥3分,n=48)的操作成绩(82.29±8.10)高于低分组(<3分,n=23)的操作成绩(77.52±10.02),平均差值为4.77分[t(69)=-2.15, P=0.035]。
(3)临床胜任感的促进作用独立样本t检验证实,完成临床实习者在心理健康总分上与未完成者无显著差异(t=-1.62, P=0.109)。然而,质性反馈明确表明,成功的临床实践体验是提升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的关键来源,参与者通过描述“独立完成一次手术协助”或“获得患者肯定”等具体成就,有效转化了压力并重建了专业自信。
综上,量化与质性数据交叉验证初步勾勒出一条链式保护路径,充足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家庭支持)为个体采用积极应对策略提供了情感基础,而积极的应对方式又有助于在临床实践中积累成功体验、构建胜任自信,最终驱动学业表现的提升。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揭示了妇产科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学业表现间的负向关联,并识别出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关键短板;主要发现不仅为理解高压医学教育环境下的“心理-学业”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针对性干预指明了方向。
3.1 理论贡献:验证与拓展
本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于,在中国妇产科专科教育的高压情境下,为资源保存理论
[17]提供了实证支持,并对其进行了情境化拓展,即揭示了在医学教育中资源耗竭的多维性。本研究结果表明,焦虑、抑郁症状分别与学业成绩呈显著负相关,本质上是专科压力源(如急诊负荷、死亡暴露)触发“资源丧失螺旋”的直观体现。尤为重要的是,质性分析所揭示的“认知功能受损”“职业认同动摇”“临床执行阻滞”3条路径,为更好地理解“资源”在医学教育中的多维构成提供了更细致的阐释。这表明,在高压医学教育环境下,资源耗竭远不止于情感疲惫,更延伸至认知资源、认同资源和行为资源的全面透支,从而系统地抑制了专业能力的构建。
本研究的发现为职业社会化学说
[18]提供了新的证据。质性分析中高频报告的职业认同动摇(35.2%),且其与就业压力的高度重叠(88.0%),强烈提示职业认同可能是在心理困扰与学业表现之间扮演关键中介作用的核心心理资源。外部就业市场的焦虑可能侵蚀内在的职业价值感,从而切断专业学习的动力源泉。这为未来研究通过纵向设计检验“心理困扰→职业认同感降低→学业动机减弱→学业表现下降”这一中介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初步假设和理论出发点。
本研究结果强调了社会支持缓冲效应的情境特异性
[6]。数据显示,本应最能够应对专科压力源的临床导师,其支持水平却显著最低。这一“支持梯度”现象表明,支持资源的效用并非普适;其有效性取决于“支持来源与压力类型的匹配度”。对于妇产科研究生而言,导师本是应对专科特异性压力(如手术失败、伦理决策)最相关的支持来源,但其角色功能在本研究样本中主要体现为技能指导,在情感支持和职业引导上存在结构性缺位。这一发现提示,未来的社会支持理论模型需纳入“匹配度”这一关键维度,而在实践层面,则需重新定义导师的职责内涵。然而,本研究发现导师支持能显著预测操作成绩,这提示导师在技能指导方面的支持是切实有效的;质性资料所反映的“缺位”,更准确地说是其在情感支持和职业引导这一更深层次支持功能上的不足。未来亟需将导师的支持角色从单一的技能教练,拓展为关注学生全方位发展的“全人导师”。
基于量化与质性数据的整合,本研究在既有韧性理论基础上
[22],整合并提出了“体验式韧性”的概念,用以描述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通过成功体验将压力转化为专业胜任力的动态过程。这与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论
[19,23]一脉相承,但又有重要发展。“自我效能”侧重于“我能行”的信念,而“体验式韧性”则强调在高风险临床实践中,通过“成功体验-反思-内化”这一循环,动态地构建心理资本和能力。完成实习者在伦理决策等情境上焦虑更低、质性反馈中更多的“成就感”报告,都表明这种韧性并非静态人格特质,而是一种可通过教育干预(如阶梯式临床暴露、结构化反思)刻意培养的心理能力。这为打破“高压-耗竭-学业受损”的恶性循环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视角。
3.2 实践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结果对妇产科研究生教育实践具有明确启示。
(1)重构导师支持模式,实现从“技能教练”到“全人导师”的转变。量化与质性数据共同表明,临床导师既是应对专科特异性压力最相关的支持来源,同时也是当前支持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亟需通过制度化培训,提升导师识别学生心理困扰、提供情感支持和职业引导的能力,将其角色从单一的手术技能指导,拓展为关注学生身心与专业发展的“全人导师”。
(2)将“体验式韧性”培养融入课程体系,促进压力向胜任力的转化。 教育项目应系统化地设计教学干预,例如在模拟教学中设置高压场景的引导性复盘,在临床轮转中建立“里程碑”式的成功体验记录与反馈机制,帮助学生在“成功体验-反思-内化”的循环中,将临床压力动态地转化为专业自信和能力资本。
(3)构建精准化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医院与教育机构应协同合作,建立针对专科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支持渠道,如提供处理死亡暴露、伦理困境等特定压力的团体辅导或督导,以应对其独特的心理挑战。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其次,本研究最终纳入71例有效样本,未达到事前功效分析估算的最小样本量(92例),主要为探索性研究。事后效能分析表明,对于本研究已观测到的强效应(如焦虑与理论成绩的r=-0.38),当前样本的检验效能(Power)仍高于0.7。然而,这对于微弱至中等的效应关联而言,检验效能可能不足,从而增加了犯Ⅱ类错误(即假阴性错误)的风险,意味着一些实际存在的关联可能在本研究中未被探测到。 此外,样本来自单一医院,限制了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应开展多中心合作,并开发《妇产科专科压力量表》《医学教育情境韧性量表》等专用工具,以更精确地测量核心构念。更重要的是,未来工作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和“体验式韧性”的调节作用,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前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4 结 语
本研究表明,妇产科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主观报告的学业表现存在显著关联,其背后的机制涉及资源耗竭、职业认同动摇等多重路径。研究显示,在当前的教育支持体系中可能存在短板,其中临床导师在心理支持方面的角色有待加强。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不仅验证了资源保存理论在专科医学教育中的适用性,还初步提出“体验式韧性”作为将临床压力转化为专业胜任力的关键心理机制。
基于此,未来干预应系统与个体层面双管齐下:系统层面需重构导师支持模式;个体层面需开发以“体验式韧性”为核心的能力转化训练。尽管本研究结论仍需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但其发现为构建促进医学生身心健康与职业能力协同发展的新型教育范式提供了重要的初步依据与核心靶点。
2024年首都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课题项目:妇产科专业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学业表现相关性研究(2024JYY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