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在医学史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films in teaching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摘要

新兴生物技术将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革新力量，但其中的技术风险引发诸多争议。为此，在医学史课程中引导学生关注新兴生物技术的过去与未来，了解科技发展的复杂性与多重可能性，树立其正确的历史观与未来观十分必要。在此方面，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电影有着良好的辅助作用。本文将以两项典型的新兴生物技术为例，探讨将科幻电影融入医学史教学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Abstract

Emerging biotechnology becomes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force in human society, while the technical risks involved have aroused many controversies.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o guide stu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ast and future of emerging biotechnology,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future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is regard, science fiction films as 'thought experiments' have a good supporting role.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emerging biotechnologie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science fiction films into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history.

关键词

医学史教学 / 新兴生物技术 / 科幻电影

Key words

education of history of medicine / emerging biotechnology / science fiction films

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在医学领域，包括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在内的新兴生物技术势必成为未来的发展重点^［1］。在教学实践中，医学生对新兴生物技术有所关注，但整体上偏向于技术乐观主义，对潜在的风险缺少必要警惕。在一项对110名医学专业本科生的调查研究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基因工程虽然存在风险，但随着科技进步，这些风险将是可控的”这一观点时，有65.45%的学生选择“比较认同”或“非常认同”，25.45%选择“不好说”，只有9.09%选择“比较反对”或“非常反对”。可见多数学生认为技术风险可以依靠技术自身的发展解决。

医学史中有着丰富的教学素材与思政元素。许多历史案例反映出科技产生的意外后果，如“反应停”药物致畸事件、“滴滴涕”导致生态破坏等。不过，单纯讲述历史案例易使学生产生“科技发展终究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简单看法。在讲述过去的基础上，医学史教学同样应当结合当下，关照未来。在此方面，影视教学法为医学史教学提供新的思路。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电影是一种“哲学情景”，通过把问题放大和/或紧缩的方式将“宏大的伦理冲突重现在舞台上” ^［2］。具体到新兴生物技术问题上，科幻电影将会是很好的“思想实验”，能够教给我们思考未来的复杂技巧^［3］；并作为一种“未来定义权”，在科技预言、社会批判与产业激活三个层面发挥重要作用^［4］。在医学史课程中，科幻电影能够沟通历史与未来，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引发深层思考。

因此，本研究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新兴生物技术作为主题，结合科幻电影开展教学实践。首先，选取的是知晓度较高、社会争议较大，且已有一定理论和实践基础的基因编辑技术；此项技术能够很好地联系过去，呈现20世纪生物科技的伦理困境，以及近年来产生的新问题。其次，选取的是较为前沿、高度跨学科，且尚未有太多实践的脑机接口技术；此项技术能够很好地关照未来，代表人们对科技前景的畅想与隐忧，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深层思考。这两项技术与医学生的学习与职业发展关系密切，适合作为教学切入点。本研究结合医学史课程设置，探讨科幻电影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 基因编辑的相关问题及影视教学

遗传科学的发展历程是现代医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以1900年孟德尔学说的重新发现为标志，遗传科学得以正式建立。1953年，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意味着分子遗传学时代的到来，人们对遗传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基因编辑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2003年，多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遗传科学进入“后基因组时代”。但该计划也带来许多“意外”，如人类基因组中只有1.2%的DNA序列是外显子，编码基因数目约为3.4万～3.5万个，仅比果蝇多2万个，远小于先前预估的10万个^［5］。这意味着许多经典的遗传学理论对于遗传现象的理解还远远未触及真相。进入21世纪，各种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也浮上水面。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许多科学家认为，鉴于不少传统的遗传学理论已被新证据推翻，需要谨慎对待相关技术应用；但也有人认为对新技术实行过度的管控会阻碍科技发展。这种两难境地便是技术控制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即“技术的后果在其发展前期难以预测，故虽可以进行控制却不知如何控制；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其影响日趋明显，虽知如何控制却很难对其进行控制” ^［6］。

不少涉及基因编辑的科幻电影中呈现了这种困境：一方是主张积极探索的科学家或商业群体；另一方是对实验方案持怀疑态度的人。而在剧情中，往往是具有争议的实验在设计阶段未能被阻止，实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们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可能无力回天。在排除《蜘蛛侠》《美国队长》等借用基因编辑设定，但内核与科技问题关系不大的“超级英雄”影片之后，可以看出“基因”在科幻电影中已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科技的“僭越”，既包含人类“扮演上帝”的行为对神权或自然的僭越，也包含对“生命神圣论”的僭越。因此，这些电影往往具有悲剧性内核，甚至有些可被归入恐怖片、灾难片的范畴，而争议性的基因编辑技术便是造成剧情冲突的关键。这些电影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图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基因编辑技术必然会造成灾难。在医学史教学中，要关注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造成灾难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些原因往往有着历史根源。为何大部分科幻电影对基因编辑技术表现出深刻的忧虑？除宗教影响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多数影片都描述基因实验中的“意外”：有的是实验过程中科学家不小心导致的错误操作，有的是恐怖分子或利益相关者的蓄意破坏；还有的则不存在人为影响，而是实验本身产生了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不良后果。这很难不令人想到二战时代的科学史。在二战中，细菌武器与原子弹为科学家的形象蒙上阴霾，也让人们意识到一种新的危险。犹太哲学家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称原子弹为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便消灭地球上所有的核武器，威胁依然不会消失，因为人类已经具有制造它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再也无法抹消^［7］。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包括基因编辑技术在内的新兴生物技术：永远无法保证科幻电影所描述的灾难绝不会到来。这意味着人类将面对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既非绝境，亦非坦途。

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深刻忧患除了源于技术的“失控”风险，还与19—20世纪欧美优生学（eugenics）的历史密切相关。“优生学”一词由英国统计学家、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于1883年首次提出，来自希腊语“eugenes”，意指“优秀的遗传品质” ^［8］。他主张通过生育政策，不断优化人种。1884年，他在英国建立人体测量实验室，并提出一套指纹鉴别系统。高尔顿还认为诸如“视觉化能力”“想象力”等心理特质也可以遗传，因此人体测量也应包括心理的测量。美国的优生学家发展他的理论，在1905—1911年间创立3版“智商量表”，用于测量学龄儿童的“智力年龄”。随后，“智商”很快成为美国优生学家进行人群划定的重要工具^［9］。他们以智商测试为依据，判定亚非拉移民、有色人种、罪犯和部分精神病患者为进化不完全的人种，主张对其进行绝育。到1930年，美国24个州以智力测试和精神症状等为标准，将绝育立法化。这一思想最终被纳粹政府吸纳，他们将可测量的生物数据解释为不可变更遗传特质，为屠杀制定精确的标准。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gio Agamben）认为，从人体测量应用到社会管理中开始，人的身份就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现在界定我的身份并且可以识别的，是我沾了墨水的拇指在警察局留下的毫无意义的指纹”，这些生物学数据与个人品行、意志无关，也无从改变，却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对一个人的社会评价^［10］。

1997年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设想“智商测试”的未来版本——“基因名片”。与其他基因编辑相关的影片不同，在这个故事中，基因科技并未“失控”，而是促成了新的社会规范。大部分父母会对胚胎进行基因筛选与加工，以生出“基因优秀”的孩子。基因信息成为人们的身份名片，比人格、学历、工作经验等更为重要，如一句台词所言：“我真正的简历在我的细胞中”。主角作为“基因不良”之人自幼遭受着各种歧视，但他坚持航天梦想，不断与命运抗争。影片一方面挑战“基因决定论”，讲述主角通过后天努力超越“基因优秀”者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对新兴生物技术是否会导致新形式的社会歧视发出质问。回到当下，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这部影片提供了十分现实的讨论主题：在不远的将来，如何保证基因信息不会成为新的歧视来源？如邱仁宗^［11］提出的问题：是否要将携带“致病基因”但尚未发病者定义为“病人”？如果是，可能会使他们难以找到工作，或被迫缴纳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否影响社会公平？科幻电影是双面镜，一面照映历史，一面照射未来。

2 脑机接口的相关问题及影视教学

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新兴生物技术是脑机接口。在当下语境中，脑机接口是一种“赛博格”（cyborg）技术。“赛博格”一词诞生于1960年的航天学论文《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来自“控制论”与“有机体”的组合，设想为一种可以适应太空复杂环境的“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12］。后来衍生为利用生物工程、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改造人体后所形成的人机共生的新生命形式。从词源可见，赛博格的基础理论为20世纪兴起的控制论，按其开创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观点，控制论可以终结17世纪以来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论战：机械论与活力论的矛盾。自17世纪物理医学学派的代表人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提出“人的身体是一架精密的机器”之后，众多研究者就人体与机器的类比展开丰富的讨论^［13］。但许多持活力论观点的研究者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无法被机械运动所解释，相应的，机器也无法产生生命活力。但在维纳看来，人体可以被看作机器，但不是机械论中的机器，而是一种能够在环境中自我调节的“活的机器”，即“与外部世界存在有效耦合的自动机” ^［14］；反过来，人工创造的新型自动机也可发展出生命形式。这种理论成为脑机接口技术的思想基础：既然人体与机器之间的隔阂消除，人机融合又有何不可？

当今，脑机接口技术飞速发展，已成为众多赛博格技术设想中最具可行性的一种。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神经链接公司（Neuralink）在2021年成功在猴脑中植入芯片，让猴子仅凭大脑“意念”操作电脑游戏。2023年5月，该公司的脑机接口项目已获批人体临床试验资质，下一步目标是使用植入式芯片恢复部分残障人士的视力和基础行动能力^［15］。但脑机接口技术也存在许多伦理难题，如技术对人类自主性的干预、思维的可读取性对隐私的威胁、人机共同决策所造成的责任归属问题等^［16］。科幻电影《机械战警》（RoboCop）就描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警察的主角因受伤严重被改造为浑身金属的赛博格，他得以继续生存，且身体功能大幅度提升；但对其改造的公司却可以实时监控他的行为和身体数据，甚至通过调节他的大脑神经递质，对其思想进行操纵。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设定了更加极端的场景：脑机接口非但没有促进人类发展，反而操纵人类的感官知觉，将人类牢牢锁在虚拟世界。虽然在影片中，主角们都是通过超常的意志摆脱操纵；但在现实中，需要更切实际地思考，如何在发展脑机接口技术之初就避免此类问题。这对于脑机接口的医学伦理与法律制定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脑机接口等赛博格技术的发展还会带来更深层的追问：既然人体与机器可以融合，那么是否可以更进一步抛弃身体，达至“赛博永生”？20世纪末，一些技术激进派提出“超人类主义”，认为赛博格是人类的下一个“进化阶段”，主张积极地借助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大脑科学等方式增强人体，促进人类从自然进化转向人工进化。他们甚至提出：衰老也是一种疾病，最终能够被医学所克服；如果没有，那么意识上传将是最终的解决手段。这些争论引出两个古老的问题：医学的极限在哪里？医学的最终目的是不是消除所有疾病，达至永生？

更多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所谓的“意识上传”不过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梦，是“资本策动下的科学简化论” ^［17］。其将人类意识简化为跨越载体的信息代码，实际上仍未脱离17世纪的身心二元论。虽然许多科幻电影描述意识上传的美好愿景，但也有诸如《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这样的影片质疑“上传”的意识是否还可视作上传者本人。还有学者从技术哲学角度批评“超人类”的概念，认为其中蕴含着极端的技术乐观主义，盲目的乐观令其忽视人体增强技术将带来的风险，如复杂性的增加和偶发性的扩张^［18］。而这些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科幻影视也提供很多“思想实验”。1995年和2004年的两部《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电影关注赛博格中的身心关系，其系列动画则探讨更复杂的社会问题。该系列设定一种在脑机接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技术：赛博脑（cyber brain，或译电子脑），即融合脑机接口、芯片、微机械和大脑本身的混合体。为跟上时代，大部分人安装赛博脑，但有少数人会产生排斥反应，患上“赛博脑硬化症”，即电子元件附近的脑组织发生硬化，最终导致脑死亡。作品中还描述了一种“赛博脑孤独症”，患有该症的儿童对赛博脑产生过度融合，一旦联网便难以脱离，只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救济院中。这些故事再现反复发生在医学史上的事：任何一项医学技术革新都伴随着风险。如果一项技术无法使全部人获益，那么如何保卫少数群体的利益？

当赛博格成为一种主要的生命形式，还会衍生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中指出，人体增强技术不会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生命政治学的挑战，颠覆现有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生理与社会属性，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19］。与赛博格直接对应的科幻类型“赛博朋克”往往描述着这样的场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人们的生活并未改善，反而更为窘迫。如赛博朋克文学大师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经典描述：“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20］。其中的核心问题往往是资本对技术的垄断与操纵。2020年的《攻壳机动队：SAC 2045》中有如此情景：一名小贩的赛博脑是靠抵押身体器官取得，这个赛博脑不仅可被轻易入侵，还会每隔几秒跳出遮挡视线的广告弹窗。不能盲目乐观地假设新兴技术只会增进人类福祉，而不会被资本所异化。当医学生成为未来的科技从业者时，能否保持初心，积极抵制技术的异化？这也是医学教育必须关注的问题。

3 结 语

教育的一大社会职能便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在推进新质生产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在当下，新兴生物技术蓬勃发展，为让医学生更好地理解自身的使命，医学史教育不仅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可以帮助他们以史为鉴，将过去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建设美好未来的基石。科幻作品为医学史课程提供一种方法论工具：基于未来的远景思考现实问题，进而形成关于未来和当下的可能性的、非确定性的观念或理论^［21］。在授课实践中，科幻电影能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帮助学生理解诸如17世纪的身心之论、20世纪的遗传学历史等课本知识与当下科技热点有怎样的关联，在未来又有哪些可能的发展方向。它引导学生思考：哪种未来是你所期许的？为建设理想的未来，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为规避灾难性的未来，又需要防范哪些问题？将科幻电影融入医学史教育，既向学生传递科学史观，又引导学生树立积极而不盲目的科技未来观。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 （2024-02-01）［2024-06-02］.

[2] 阿兰·巴迪欧， 李洋. 电影作为哲学实验［J］. 文艺理论研究， 2013（4）： 180-194.

[3] 托马斯·斯科提亚. 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5）： 71-79.

[4] 吴福仲， 张铮， 林天强. 谁在定义未来——被垄断的科幻文化与 “未来定义权” 的提出［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2）： 142-149.

[5] 骆建新， 郑崛村， 马用信， 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后基因组时代［J］.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 2003， 23（11）： 87-94.

[6] 陈凡， 贾璐萌. 技术控制困境的伦理分析——解决科林格里奇困境的伦理进路［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7（1）： 77-82.

[7] Anders G. Commandments in the atomic age［C］//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130-135.

[8] Galton F.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M］//Dennis W.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48： 277-289.

[9]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智商歧视的科学史： 人类的误测［M］. 柳文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吉奥乔·阿甘本. 裸体［M］. 黄晓武，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91， 94-95.

[11] 邱仁宗. 21世纪生命伦理学展望［J］. 哲学研究， 2000（1）： 31-34， 51.

[12] Clynes M E， Kline N S. Cyborgs and space［J］. Astronautics， 1960， 9： 26-27，74-76.

[13] 笛卡尔. 谈谈方法［M］.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4] 诺伯特·维纳. 控制论： 或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M］. 王文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68-69.

[15] 姚富瑞. 脑机接口技术与当代中国后人类文化发展研究［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7（2）： 10-17.

[16] 郑保章， 王垚.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困境之思［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4， 41（2）： 86-92.

[17] 吴璟薇， 许若文. 基因编辑与后人类时代的科学伦理——专访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J］. 国际新闻界， 2019， 41（4）： 49-67.

[18] Allenby B R， Sarewitz D. The techno-human condition［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1.

[19]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黄立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0] 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M］.李克勤，刘文元，梁涵，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1：5.

[21] 谭维智. 将科幻作为一种教育研究范式［J］. 教育研究， 2022， 43（5）： 17-3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类纪视域下的生物赛博格问题探究(21CZX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