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芝市共同富裕水平评价

Evaluation of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Linzhi City

摘要

以林芝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 - 2023年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发展性、社会性、可持续性五个一级指标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测算了该时段林芝市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并分析其时序变化；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探究各维度间的耦合互馈特征及协调程度演变，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不同时期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因子；运用方差分解法量化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贡献度，最终得出相关结论，为区域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inzh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3, i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includes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level of affluence, level of sharing, developmental nature, social nature, and sustainability.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icator weigh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Linzhi City during this period is measured, with an analysis of its temporal changes. With the help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upling and mutual feedback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various dimens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whil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is adopted to identify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ffec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used to quantify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each dimension to common prosperity. Finally, relev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Graphical abstract

关键词

共同富裕 / 林芝市 / 水平评价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 Linzhi City / Level evaluation

共同富裕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自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并贯穿历代“均贫富”“均田赋”思想以来^[1]，该理念形成了深厚的文化根基。20世纪起，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丰富其内涵：毛泽东强调消灭剥削、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先富带后富”以缩小差距^[3]；新时代习近平将共同富裕确立为通过改革与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重大目标^[4]。共同富裕既承载“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文化基因，也标志着在小康基础上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引言

共同富裕研究聚焦四大主题——理论内涵的探索与更新、分配机制与公平正义、发展要素与数字赋能以及精神富裕与乡村振兴。

1.1 理论内涵探索与更新

共同富裕内涵的梳理与更新是学界的常题。张凤霞认为，邓小平在阶段性目标与改革动力上对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发展与超越，同时保持思想延续性^[5]；李瑗强调防止两极分化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两步走”视作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6]。在新时代背景下，学者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路径论证共同富裕“出场”的必然性，并将其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7,8]。

1.2 分配机制与公平正义

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聚焦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国家角色。熊晓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强调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为制度基础^[9]；徐飞指出市场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地位与政府在调节公平中的辅助作用^[10]；陶一桃^[11]主张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以差别化分配、税收与政府调节缩小差距在实践路径上，有学者^[12,13]提出以市场优化初次分配、以税收和社会保障开展再分配、并以慈善等补充三次分配，以防范转型期两极分化风险。

1.3 发展要素与数字赋能

人力资本与数字技术被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劳动力结构调整与高等教育扩张可促进收入增长并收敛省际差距^[14,15]；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信息化^[16,18]均被证实能通过结构效应、创业效应与需求效应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与收入，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提升与数字化基础设施需协同推进，方能形成可持续缩差的动力机制。

1.4 精神富裕与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强调物质与精神、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袁富民与姜朝晖从精神生活与价值观建设阐述精神富裕的内涵与路径^[19,20]；乡村振兴被普遍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策略，既能提升本地发展，也通过空间溢出带动邻近地区^[21-23]。针对农村现实问题，有学者建议完善农村分配制度、强化集体经济、并在公共服务与教育上发力，以实现区域协同与产业互补的乡村振兴路径^[24,25]。

现有研究在经济、管理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上较为集中，学科与地域分布仍显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与跨区域合作，拓展研究视角；同时持续关注乡村振兴的制度与实践问题，防止富裕成果在城市集聚，确保共同富裕的均衡与可持续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将共同富裕提上奋斗日程。林芝作为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需要落实国家政策，为全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市域范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林芝也是“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产品总值位居全区第一，2023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高原特色产业为主要来源的经营净收入贡献率高达61%。但也面临生态补偿力度不够、生态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共同富裕评价研究，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生态优势，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2 市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综合测算

2.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指在消除贫困与两极分化基础上，通过劳动与互助使全体人民普遍达到物质与精神上的富足。现有研究多从富裕、共享与发展维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26]，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李实强调从收入、财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角度评价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27]，刘培林等认为共同富裕应包含发展富裕和成果共享两个维度^[28]，万海远等基于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共享的框架，分别选取国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衡量发展和共享水平^[29]，李金昌等构建了包含共同富裕过程与结果两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30]，蒋永穆等基于人民性、共享性、发展性和安全性4个维度选取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31]，龚斌磊等以收入指标来测算共同富裕水平^[32]，张磊等从富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维度来测量共同富裕水平^[26]。现有文献在构建评价指标时，大多基于富裕、共享和发展几个维度选取子指标，对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共同富裕研究报告（2022）》、西藏自治区《关于支持林芝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的意见》、林芝市委市政府《中共林芝市委员会 林芝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林芝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的实施方案》等政策导向，围绕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立足可实践操作性、可获取性与代表性原则，选取“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发展性”“社会学”和“可持续性”五个维度，构建五个一级指标维度及若干分项指标的评价体系（详见表1）。

在富裕程度方面：主要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其中，物质富裕表征整体经济水平的高低，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比重衡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区经济的整体增长水平，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则偏向表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质量，这四个具体变量都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且使用较为普遍，但具体内涵略有差别，可以相互补充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精神富裕水平指人民的精神需求层次及其满足程度，主要采用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人均国内旅游花费、人均图书馆数量和人均公园面积衡量。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衡量各项非物质消费的总体指标，文化支出强度、文化发展水平、乡村文化站覆盖率、公共图书馆覆盖率从不同层面衡量人的精神需求，可作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较好的补充。

在共享程度方面：从发展协调和基础保障两个维度考察。发展协调表征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选取城乡可支配收入倍差、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之比、城乡人均养老保险倍差来衡量。而基础保障一般是指医疗、教育、道路和住房等几方面的满足情况，采用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万人拥有中小学学校数量、每万人拥有道路公里数、住房保障支出四个具体指标衡量。

在发展性方面：从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和信息发展三个维度考察。其中，经济发展从宏观经济发展总量及发展速度，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居民消费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进行衡量。创新发展表征经济发展动力，采用科技投入和科技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信息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采用信息化水平和通讯水平衡量。

在社会性方面：从社会保障、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三个维度来考察。社会保障就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两方面进行评价，采用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数量和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数量进行衡量。城市建设就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评价，采用城镇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入进行衡量。社会和谐则采用交通事故发生数和公共安全投入进行衡量。

在可持续性方面：从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发展质量主要表征可持续发展质量，采用废水排放情况、城市污水处理情况、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污染治理强度进行衡量。生态环境表征可持续发展中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采用森林覆盖率和城市公园绿地面积来衡量。

2.2 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分析

2.2.1 测度方法

熵值法本质上属于客观赋值法，通常利用信息熵确认指标权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具体步骤如下：

第1步，指标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y_{ij}^{\text{'}}=\frac{y_{ij}-\mathrm{m}\mathrm{i}\mathrm{n}(y_j)}{\mathrm{m}\mathrm{a}\mathrm{x}(y_j)-\mathrm{m}\mathrm{i}\mathrm{n}(y_j)}(1)

负向指标：

y_{ij}^{\text{'}}=\frac{\mathrm{m}\mathrm{a}\mathrm{x}(y_i)-y_{ij}}{\mathrm{m}\mathrm{a}\mathrm{x}(y_j)-\mathrm{m}\mathrm{i}\mathrm{n}(y_j)}(2)

其中，不同年份中指标最大值以\mathrm{m}\mathrm{a}\mathrm{x}(y_i)表示，不同年份中指标最小值以\mathrm{m}\mathrm{i}\mathrm{n}(y_j)表示，无量纲化结果以y_{ij}^{\mathrm{\text{'}}}表示。

第2步，计算第\mathrm{i}年第\mathrm{j}项指标所占比重，利用P_{ij}表示：

P_{ij}=\frac{y_{ij}^{\text{'}}}{{\sum }_{i=\mathrm{1}}^m{y}_{ij}^{\text{'}}},i=\mathrm{1},\dots ,n,j=\mathrm{1},\dots ,m(3)

第3步，测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以E_j表示：

E_j=-\frac{\mathrm{1}}{\mathrm{l}\mathrm{n}(nm)}{\sum }_{i=\mathrm{1}}^n{P}_{ij}\mathrm{l}\mathrm{n}(P_{ij})(4)

第4步，测算信息熵冗余度，以G_j表示：

G_j=\mathrm{1}-E_j(5)

第5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W_j：

W_j=\frac{G_j}{{\sum }_{j=\mathrm{1}}^m{G}_j}(6)

第6步，测算不同年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

C{P}_i={\sum }_j^m{W}_j{P}_{ij}(7)

按照以上公式能够测算出i年份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C{P}_i，其取值在0到1之间。C{P}_i值越大，共同富裕水平越高。

2.2.2 林芝市共同富裕水平时序演变

（1）总体时序变化特征

本研究基于所构建的评价体系，对2013年至2023年林芝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林芝市的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呈现显著且持续的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0.34稳步攀升至2023年的0.63，年均增长率达到5.77%。共同富裕水平均值达到0.46，处于“中等”水平，并成功实现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跨越^[33]。这一发展轨迹表明，林芝市自2013年以来，通过持续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尽管整体趋势向好，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波动性。数据显示，2020年和2022年，受全国及西藏疫情影响，林芝市的共同富裕指数出现了小幅回落。然而，这种回落并未持续，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指数在2021年和2023年迅速回升，并再创新高。这种波动后的快速反弹，充分展现了林芝市共同富裕建设的强大韧性和恢复力，这与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通过有效的政策调节和资源整合，迅速稳定并重新推动发展进程的能力密切相关。

深入分析各维度的数据可以发现，林芝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并非依赖单一要素的驱动，而是一个多维、系统性稳步推进的过程。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作用下，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得到显著改善，使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这直接导致了“共享程度”维度在五个维度中拥有最高的均值（0.50）。尽管林芝市的共同富裕水平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持续、稳定的上升趋势以及各维度间的协同发展，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形成了独特的林芝模式。

（2）各维度耦合协调分析

在整个共同富裕评价体系中，只有维度评价指标共同作用才能使整个共同富裕体系良性运转，因此必须保证共同富裕五个维度一级指标协调并进。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林芝市共同富裕5个子系统间的耦合互馈特征，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left[\frac{{\prod }_{i=\mathrm{1}}^n{U}_i}{{\left(\frac{\mathrm{1}}{n}{\sum }_i^n{U}_i\right)}^n}\right]}^{\frac{\mathrm{1}}{n}}(8)

式中：n为子系统个数（个）；U_i为各子系统值，其分布区间为[0,1]，故耦合度C值区间为[0,1]。C值越大，子系统间离散程度越小，耦合度越高；反之，子系统间耦合度越低。

当n=2时：

C=\sqrt[]{\frac{U_{\mathrm{1}}{U}_{\mathrm{2}}}{{\left(\frac{U_{\mathrm{1}}+U_{\mathrm{2}}}{\mathrm{2}}\right)}^{\mathrm{2}}}}=\frac{\sqrt[\mathrm{2}]{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1}}+U_{\mathrm{2}}}(9)

当n=3时：

C=\sqrt[\mathrm{3}]{\frac{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left(\frac{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mathrm{3}}\right)}^{\mathrm{3}}}}=\frac{\mathrm{3}\sqrt[\mathrm{3}]{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10)

当n=4时：

C=\sqrt[\mathrm{4}]{\frac{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U}_{\mathrm{4}}}{{\left(\frac{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U}_{\mathrm{4}}}{\mathrm{4}}\right)}^{\mathrm{4}}}}=\frac{\mathrm{4}\sqrt[\mathrm{4}]{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U}_{\mathrm{4}}}}{U_{\mathrm{1}}+U_{\mathrm{2}}+U_{\mathrm{3}}+U_{\mathrm{4}}}(11)

故综合评价指数为：

T={\sum }_{i=\mathrm{1}}^n{a}_i\times {\mathrm{U}}_i,{\sum }_{i=\mathrm{1}}^n{a}_i=\mathrm{1}(12)

式中，U_{\mathrm{i}}是第i个评价指标的取值；{\alpha }_{\mathrm{i}}是第i个指标的权重（权重和为1，体现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重要程度）；通过“权重 × 指标值，再求和”，得到对研究对象的综合量化评分T。协调发展度D的计算公式为：

D=\sqrt[]{C\times T}=\sqrt[]{{\left[\frac{{\prod }_{i=\mathrm{1}}^n{U}_i}{{\left(\frac{\mathrm{1}}{n}{\sum }_{i=\mathrm{1}}^n{U}_i\right)}^n}\right]}^{\frac{\mathrm{1}}{n}}\times {\sum }_{i=\mathrm{1}}^n{a}_i{U}_i}(13)

以上耦合度用以衡量共同富裕体系结构内部各维度子系统之间的共振关系，协调度则用以表征各维度子系统间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是判断子系统之间协调状态的指标。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34]，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极度失调（0 ≤ D < 0.1）；严重失调（0.1 ≤ D < 0.2）；中度失调（0.2 ≤ D < 0.3）；轻度失调（0.3 ≤ D < 0.4）；濒临失调（0.4 ≤ D < 0.5）；勉强协调（0.5 ≤ D < 0.6）；初级协调（0.6 ≤ D < 0.7）；中级协调（0.7 ≤ D < 0.8）；良好协调（0.8 ≤ D < 0.9）；优质协调（0.9 ≤ D < 1）（见图2）。

本研究在探究林芝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进程中，主要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发展性、社会性以及可持续性等5个子系统进行了测算。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确的计算，得出2013年至2023年林芝市共同富裕协调度得分情况（表4）。

分析结果显示，2013 - 2023年间，林芝市共同富裕各维度间的耦合协调程度逐年提高，从2013年的“中度失调”（0.238）逐步攀升至2023年的“良好协调”（0.896）。这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紧密相关。研究发现，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被视为林芝市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转折点。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前的5年（2013 - 2017年），林芝市的共同富裕各维度之间整体处于失调状态。这一时期，林芝市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和资源环境约束等多重挑战。这导致了各发展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不足，呈现出一种相对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发展状态。

进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的时期（2018 - 2023年），林芝市各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这一成就的取得，源于林芝市以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为引领，通过实施一系列系统性的政策与行动，实现了资源禀赋的加速转化、发展环境的持续优化。例如，“有效投资提速落地”行动、招商引资规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城乡发展“提档升级”等具体举措，促进了各子系统间的协同联动。这些举措使得城乡基础设施、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不再是各自为战，而是形成了加速溢出和互联互通的良性循环。这种政策框架的系统性设计，正是推动各维度从失调走向协调的关键催化剂，最终形成了高质量发展速度的新跃升、效益新突破和基础新提升。

3 共同富裕障碍度测算及分析

本研究引入障碍度模型对林芝市共同富裕评价各指标因子进行障碍度测算和大小比较，提炼出影响林芝市共同富裕评价的主要障碍因子。具体方法是引入因子贡献度F（指标权重）、指标偏离度X_ij （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差距比例）、指标达成度O、障碍度（h，H）。具体计算公式：

\begin{array}{l}{O}_j=\mathrm{1}-X_{ij};h_j=O_j\times F_j/{\displaystyle \sum _{j=\mathrm{1}}^n}(F_j\times O_j)\times \mathrm{100}\%\\ H_j=\sum h_{ij}\end{array}(14)

在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前，社会性是阻碍林芝市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主要障碍因子。这一发现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即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在“解决温饱”和“保障基本生活”上，社会保障、城市建设等方面的不足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得益于脱贫攻坚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投入，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使得“共享程度”维度对共同富裕的障碍影响最小。

sociality ~ the degree of sustainability obstacle of Linzhi City for common prosperity (%) from 2013 to 2023.

自2020年起，随着林芝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障碍因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时，富裕程度和可持续性成为实现共同富裕最主要的障碍因子。这反映出社会矛盾的演变，从过去的“有无问题”转向了“好不好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更体现在对更高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和更优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追求。

从更细化的指标层面来看，这种动态性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18年以前，城市建设、社会保障和创新发展是主要障碍因子，其中城市建设在2013年障碍度高达19.73%。这表明当时林芝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但随着政府加大投入和制度创新，这些障碍在2018年之后逐步得到克服，不再是主要制约因素。

在2018年之后，发展质量、基础保障和精神富裕成为新的主要障碍因子。其中，精神富裕作为障碍因子的出现，尤其值得关注。尽管物质富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文化建设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相对滞后，这表明实现“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同步是更为长期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总体而言，这种障碍的动态演变，是社会发展阶段性矛盾演变的缩影。揭示了林芝市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核心挑战，从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逐步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富裕、环境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

4 共同富裕贡献度的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量化了共同富裕5个维度对林芝市整体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分析发现，各维度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从4.82%到35.05%不等。

其中，发展性贡献度最高，达到了35.05%，成为推动林芝市共同富裕进程最主要的驱动力。这一数据表明，林芝市在过去10年间，通过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创新能力，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紧随其后的是社会性，其贡献度为33.66%。这表明林芝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推动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从而成为共同富裕的又一核心推动力。富裕程度和可持续性的贡献率分别为12.86%和13.60%，两者共同构成了林芝市共同富裕的多元支撑。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共享程度”维度在评价期内的均值最高（0.50），表明其绝对水平相对较好，但其贡献度却最低，仅为4.82%。这种“得分高”与“贡献小”之间的矛盾表明，“共享程度”的进步可能是一种平稳的、渐进式的过程，其在十年间对林芝市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推动作用相对较小。这暗示了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需要探索新的机制，不仅要继续巩固“共享程度”的现有水平，更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使其动态性贡献得到提升，从而成为未来共同富裕的重要增长引擎。

5 结论

2024年，林芝市成为西藏首个共同富裕模范区，为西藏的共同富裕建设探索经验，希望能够形成可借鉴、可复制的方案。在此阶段，对共同富裕建设进程实现量化评价，建立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和综合指数尤为重要。本研究在该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探讨，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林芝市共同富裕水平在2013 - 2023年期间实现了较大幅度地提升，从2013年0.34提高到2023年0.63，年均增长率为5.77%，共同富裕水平均值为0.46，处于中等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维度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不明显，均值在0.43 ~ 0.50之间，共享程度维度均值水平最高，社会性维度均值水平最低。同时，各维度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亦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发展性维度增长最为显著，可持续性维度出现负增长。这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久久为功。

（2）根据2013 - 2023年林芝市共同富裕各维度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各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逐年提高，从2013年的中度失调（0.238）逐步攀升至2023年的良好协调（0.896）。乡村振兴前五年期间（2013 - 2017年）共同富裕各维度之间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失调状态，进入乡村振兴之后（2018 - 2023年）各维度之间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林芝市以高质量发展、促进改革开放先行为引领，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速度的新跃升、效益新突破、基础新提升，为共同富裕发展道路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

（3）通过对2013 - 2023年林芝市共同富裕各维度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各维度对共同富裕呈交错影响状态，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之前社会性是林芝市共同富裕最大的障碍因子，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2020年开始，富裕程度和可持续性成为实现共同富裕最主要的障碍因子。从共同富裕指标层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社会保障、基础保障和精神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因子。具体而言，2018年以前，共同富裕指标层中城市建设、社会保障以及创新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主要的障碍因子。随着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出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愿望的追求，2018年以后发展质量、基础保障以及精神富裕成为新的主要障碍因子。

（4）对2013 - 2023年林芝市共同富裕各维度贡献度分析发现，发展性是共同富裕贡献最大的因素，共享程度贡献度最低。纵然共同富裕各维度贡献度存在较为明显差异，但要实现林芝市共同富裕目标离不开各维度的共同作用，无论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创新能力提升，还是居民生活消费、资源环境、生态文明，亦或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公共服务等都需要加以关注和提升。

参考文献

[1] 张巨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11):79-88+109.

[2] 郜志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的创新发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2):42-50.

[3] 李端.各民族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J].民族学论丛,2025(01):98-105.

[4] 冯靖哲,亓光.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共同富裕:逻辑基础,现实瓶颈和推进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5(05):39-54.

[5] 张凤霞.邓小平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137-141.

[6] 李瑗.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邓小平共同的政治遗产[J].理论学刊,2013(12):23-27+127-128.

[7] 李婧,崔守滨.新时代共同富裕出场的三重逻辑[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6):20-28.

[8] 汪赛,梁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4(08):22-32.

[9] 熊晓琳,娄源川.共同富裕目标下分配正义的多维审思[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2):26-33.

[10] 徐飞.公平正义原则下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0):4-17.

[11] 陶一桃,王延昌.共同富裕与非平均的分配方式[J].求是学刊,1995(01):55-58.

[12] 吴海江.三种分配方式协调联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J].人民论坛,2021(28):21-23.

[13] 李子奈.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收入差距[J].经济纵横,1992(10):7-11.

[14] 温涛,向栩.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J].改革,2024(05):95-111.

[15] 胡耀宗,姚昊.高等教育扩张,人力资本传导与实现共同富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0):116-130.

[16] 张鹏,庄妍,施美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J].金融发展研究,2024(05):36-47.

[17] 聂长飞,冯苑,陈志.数字技术创新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与经验事实[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39(12):99-111.

[18] 杜晓燕,陈红,张江楠.数字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10):76-90.

[19] 袁富民,张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内在结构与促进路径[J].伦理学研究,2023(06):24-28.

[20] 姜朝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溯源,实践障碍与进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02):1-11.

[21] 赵志阳,邢茜,高小升.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应得正义逻辑与当代价值[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06):33-42.

[22] 钟晓华.乡村振兴对农村共同富裕影响的空间效应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4,40(17):80-84.

[23] 杜志雄.共同富裕思想索源及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22(09):21-29.

[24] 蔡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重点,难点及对策[J].社会科学家,2024(01):117-123.

[25] 侯鹏,赵翠萍.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片区化发展:基础要件,现实挑战与对策[J].世界农业,2025(04):30-39.

[26] 张磊,黄世玉,刘长庚.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事实格局及突破路径[J].经济学家,2023,(09):14-25.

[27]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11).

[28] 刘培林.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 (8).

[29] 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财贸经济,2021(12).

[30] 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统计研究,2022 (2).

[31] 蒋永穆,李实.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J].2023(10).

[32] 龚斌磊,钱泽森,李实.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 (10).

[33] 王慧.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23.

[34] 王淑佳,孔伟,任亮,治丹丹,戴彬婷.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03):793-810.

基金资助

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XZ202501ZY0106)

乡村地域系统视角下西藏乡村发展演化与振兴路径研究

西藏农牧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案例库建设项目(JG2024-06)

乡村发展规划与乡村振兴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农业农村局横向项目(603324083)

林芝市奋力打造西藏共同富裕模范区